最后，我们要指出儒家在中国佛教的创生和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准确地讲，正是在《中庸》和《易传》中找到的儒家的和谐辩证法使“法”和“道”的妥协和融合在禅悟的实现中得以可能。

为理解“法”和“道”如何变得有不同的指涉和不同的意义，就需要理解，一个哲学传统中的一个根本概念总是对实在的深刻体验，故而恰好是代表实在的最重要和最具启发性的方面。我们不必去假定实在必须在人不同的经验中揭示其本性的同一面。这依赖于人去确定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方面。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倾向于是实在的这样一个方面：它强调深刻的客观性和持久性，甚至在表面上也主宰了所有的事物。但以中国本体宇宙论的经验来说，“实在”最重要的方面似乎是，它在存在的各个领域中富有创造性的无限变化，它作为变化的结果却也同是生成的领域。

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中国哲学的“道”的语境中，“法”的概念所经历的中国佛教式的转化有五种形式。这五种转化形式在许多共同因素上的重叠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作为既是历史的又是哲学的发展的五个阶段，又实现了意义和重要性的新的维度。中国佛教中“法”转化的五种形式是：（1）三论宗中作为“空”的“法”；（2）唯识宗中作为心灵中“识”的“法”；（3）天台宗中作为觉悟方便的“法”；（4）华严宗中作为“真如”的“法”；（5）禅宗中作为“明心见性”的“法”。我们对每个宗派学说的实质有所把握后，就可以对作为“实在”转化象征及人之实存觉悟的工具的“法”有更深的理解。

以下我们将具体描述中国佛教五个宗派发展的特征，它们试图努力将哲学论题和理解置于“法”中。

吉藏的三论宗

因为它建基于鸠摩罗什对龙树两部重要论著——《中论》和《十二门论》——的翻译，以及对他弟子所著《百门论》的翻译，这个宗派本质上是龙树中观哲学的代表。尽管鸠摩罗什和他的弟子僧肇已为发展龙树的观点打下了基础，但却是吉藏（549－623）最终将其哲学作为中国的一个主要宗派进行发展和系统化。吉藏深化了“二谛”和“八不”。众所周知，“二谛”是指永居于短暂名相中的、有依赖性的偏狭真理“俗谛”，和普遍性的绝对真理“真谛”，真谛指出所有的“法”都是空的。这个学说被看作是“八不”这一论证过程的结果，“八不”认为法是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去、不来的。

这个论证根本上是建立在龙树对“四否定”的运用上，它是对“法”作为存在、非存在、既存在又非存在以及既非存在又非非存在的分别否定。尽管“四否定”似乎是种逻辑，但却不是逻辑的暗示（因为逻辑的暗示仍然是人必须肯定“法”的存在或肯定“法”的非存在）。它代表的是否定的过程，为看到“法”的“空”，这个过程被看作是必需的。因为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拥有否定的两极，每一极都蕴涵另一极的否定。所以，为了肯定“法”的存在，必须否定它的非存在，反之亦然。然而我们却不能同时肯定二者或否定二者。在此意义上，“法”的本体地位是不确定的也是不能确定的，也正在这个意义上有了“空”且不应执着于它。对中国人的心灵和传统来说，这种逻辑和这种“看”的方式都是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