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粗略地估计，仅先生的佛教研究的论着，字数大约至少在100万字以上。即使今天阅读先生的佛教论着，或者论文，我依然觉得闪耀诸多的真知灼见，其学术见解和思想贡献，仍难有超越之处。

大约在1998年的时候，先生托人找我，但没找到。恰好有次去北大游荡书店，顺便探望了季老，先生见我说道；“我找你不到，你自己来了。”我忙问有什么事我可做的。先生说：你家在藏区，又在佛教协会工作，认识不少的活佛。我想让我的学生去藏区，最好是在你的家乡拉卜楞寺研究贝叶经，你能不能给我联系一下。我说可以。但我也告诉先生，藏区的喇嘛们把贝叶经视为《圣经》一般，有时根本不让外人看，再不要说让你研究了。先生听后紧锁眉头，沉思半响才说：“那是圣物，但不让信众了解认识，走到心里，《圣经》有何益？，不让研究，那佛教文化如何发展？”

先生嘱咐之事，我一直记挂在心。有次，我在拉卜楞寺特意拜望了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甘肃省佛教协会会长、拉卜楞寺寺主嘉木样活佛，并向活佛转达了季老的想法，活佛告诉我，“这是好事情，我们应该支持。”并告我说：“什么时候来人，你告诉我，我好安排，另外来的时候请北大方面开个证明，或介绍信之类的。”

听了嘉木样活佛的许诺，我十分快活，心想，先生得知此事一定会很高兴的。回京后，我马上去北大向先生禀告。季老非常高兴，但老人家告诉我，张保胜老师在国外，没时间去研究藏区的贝叶经。等他回国后找时间去。

此后，我多次去西藏各大寺院进行采访和研究，心里始终记挂着先生所说的梵文贝叶经。但时遇困难，有的寺院宁可供养，绝不示人。好在也有开明的大德喇嘛，让我拍摄他们珍藏的贝叶经。因此，我也曾翻拍过贝叶经，还有一些珍贵的吐蕃时期的佛教经书。但那时，先生已经住进301医院，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冒然去侵扰先生不多的清梦呢？告诉老人家这些贝叶经是哪个寺院的。

1999年冬天，远在拉萨西藏大学藏语系的边巴和达瓦给我电话，说他们俩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编写了一部《梵藏教程》，由于西藏难以找到合适的学者鉴定，一定要我去拜望季老，请老人家为本教材写个鉴定书。我听后自然高兴，这等好事先生岂能不写？

记得那些天北京落了一场大雪，校园内银装素裹，寒气和冰雪交织在一起，让我感到校园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先生听说边巴和达瓦编写完了教材，满脸喜悦，一时竟无语。我把材料交给先生，季老爽快地说，明天你来取。次日，我如约来季老家拿了鉴定书。先生说：“藏传佛教寺院里也有自己传统的梵文教学方式，但是学习的时间长，效率却不高。要是把大学里梵文教学方式和寺院的结合起来就好了。边巴和达瓦他们在这方面做的不错。”先生让我转告他们继续努力，有需要帮助的就与他联系。记得当时，我复印一份保留，然后将原件用特快专递发往拉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