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季老的接触中，我发现，先生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和保护十分重视。大凡藏学的一些重要会议凡邀请他的，他都会如约出席并贡献自己的思考。有一年，我从云南回京，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带我向先生赠送一本纳西族《东巴文化》的画册，并请先生写推荐信参加评奖。先生看到这些研究成果，都非常的赞叹。告我三天后来拿推荐信。后来，画册得奖，云南的朋友表示感谢！先生却对我说：“那是云南的同志们工作做得好，我只是写封信而已。”

还有一回，云南学者杨福泉、李国文先生托我向先生赠书，先生仔细翻阅目录、内文和注释、引文，然后说：“不错，注释和引文都很规范。现在做学问的许多人，一点都不严谨、规范，这两本书还不错。”一本是杨福泉的《殉情》，另一本是李国文的《东巴哲学研究》。季老指着《殉情》说道：“云南是一个多民族文化色彩浓郁的地方，神秘、浪漫，多情，为什么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学都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调？为什么丽江的纳西族有那多的殉情呢？”我告先生：“那是明朝以后儒家文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孔孟礼教进入丽江后，与传统的自由恋爱婚姻间的文化冲突。”本想在这个问题与先生有更深的交流，但访客不断，我只好告辞。

记得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先生对世界古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许多高论，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有赞赏的，有怀疑的，也有提出批评和反对的。有一回，我在西藏和新疆游荡了大半年，回到北京，首先是探望我尊敬的金克木先生和季羡林先生。这似乎成了那些年我生活的一个惯例，一是看看老人家们身体安康否，二是把我游荡过程遇到的问题，一一向他们请教。

那次，先生刚好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创刊号发表了他的新作《 “天人合一”新解》。我们的话题自然也就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了。先生谈到了古人的解读，也谈到了今人的认识，如冯友兰，张岱年，钱穆等。好在这三位哲学家的大作，我都曾做过认真的细读。我喜欢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小史》，胜于他后来的多卷本《中国哲学史》。而张老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我看来，则可以弥补冯先生哲学小史的不足。互读起来，简直妙不可言，从中我得到愉悦心智的哲思，那是哲学的魅力。

先生提到，为什么中国古代五千多年的文明历经战乱、却能弥久更新，绵延不绝？以致发展到今天。而古代的埃及、巴比伦、希腊等古代文明却都中断衰落了。依先生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则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起着巨大的溶解和调适作用。面对先生提出的大问题，我一时无以作答，但我亦能理解先生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文明的思路与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