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晚，文忠告诉我说：“先生心情不好，经常独坐无语。”我在北大甚至听说，先生经常在未名湖默然流泪。我不知道这些消息是否属实？那流泪，让我内心惶然地蹦出里尔克的诗句来：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

无缘无故在世上哭，

在哭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

无缘无故在世上死，

望着我。

反正，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情与老师们的心情一样啊，都糟透了。用我老师洪毅然先生的话来说是：“时闻闷雷声，雨过天不晴。”也就在这年，先生主编《神州文化丛书》，经恩师汤一介和乐黛云先生的推荐，先生首肯我写《纳西文化》，那时，我着迷于纳西族东巴文化与藏文化的关系，所以与我的纳西族朋友共同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记得交完稿后，我准备再去云南丽江和泸沽湖做田野调查，临行前，我去看望先生，话题自然是多彩的云南。先生得意地说：“郑和七下西洋，我八下云南。”我当时一愣，西南联大时先生在德国，他怎会多次去云南呢？先生告之：都是解放后去的，尤其是对郑和感兴趣，郑和是云南人，所以在云南举行过学术会议，我曾出席会议。先生说：你去云南请代我看望两个人，一个是马曜先生，一个是汪宁生先生。

尊嘱，我在丽江、泸沽湖、香格里拉白水台呆了一两个月后，返回昆明时，特意拜望了两位先生。汪先生我们是熟人，我每次到云南都要去先生家坐坐，讨教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问题，先生家的墙壁有两幅书法，一幅是史学大师顾颉刚书写荀子之语，另一幅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老的诗词。先生和师母有时在家请我吃饭，有时陪我在饭馆吃米线，师生之谊，难以言表。在汪先生的陪同下我去看望马曜先生，他一听到季老问他好，非常兴奋地说：“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们是同龄人。”并询问先生的身体情况，那话语中，我亦能感受两位同龄老人的深情厚谊。

大约1993年的时候，丽江纳西古乐来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首次演出时，纳西族音乐家宣科先生和当时在社科院民族所的纳西族学者白更胜来找我，希望我代他们邀请季老、任继愈、阴法鲁、汤一介等先生出席音乐会。我不敢应诺，只好告诉他们试试看。带着请柬我来到北大朗润园拜望先生，先生得知此事说：这是件好事，但晚上学院有外事活动已经安排了，让我转达感谢他们的盛情邀请，并祝贺演出成功。当时与我同行的有一位版纳来的傣族姑娘，先生一听她是云南傣族人，蛮有兴趣地说：“云南是个好地方，西双版纳、大理、丽江都很美，傣族的贝叶经，民间叙事诗都值得研究。”记得临别时，先生又赠书给我，但他忘了那本书，老人家已送过我了，可我没好说，转手把书赠了傣族姑娘。

当时阴法鲁先生耳背无法听乐，汤一介和乐黛云先生出国在外。只有任继愈先生如约而来，就坐我的前排。记得那晚瓢泼大雨，音乐厅内是宣科的妙语连珠和悠扬清雅的洞泾音乐。如今任先生也驾鹤西去，不知是两位老人家如约而去，还是上苍的顾念，让他们同去切磋武艺呢？任先生于我有恩，我的第一本小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就是在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化丛书》一种，由商务印书馆1991年出版。当时为了海外版的修改，先生曾约我商谈过几次，但我终究没按照先生的意见修改，让先生颇为不快，终于放弃海外版的出版权利。但我至今依然感念先生对晚辈的奖掖与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