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生主编的丛书中，我喜欢读《大唐西域记校注》。当然，这部校注的学术成就是集体产物，但不能不说有先生重大的贡献。别的不说，单就《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大师涉及到西域、中亚各国的民族语言与宗教信仰、民族习俗，不是熟悉和掌握梵文、吐火罗文、乌尔都文等，就难以解释准确。

记得多年前，我读陈寅恪先生的论着时，曾看到陈先生也有想校注玄奘大师《大唐西域记》的想法，但遗憾的是，先生失明已久，加之解放后历年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先生那有其机缘和心智呢？我一直私下窃想，倘若以陈先生的学识、眼光和语言天才，由他校注和研究《大唐西域记》的话，那该是一个多大的思想与文化境界呢？

说到季先生的佛学研究，我总有不少的疑虑和感慨，但同时也有那么多的赞叹和欢喜。自1995年我在中国佛教协会《法音》工作以来，与先生见面，谈的更多的则是佛教文化，藏传佛教，贝叶经等内容。我在2006年《略谈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文中曾这样评价先生的佛教研究：

“我记得，我尊敬的老师季羡林先生曾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章里，对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做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作为一名著名学者，他本人并不信佛，但他对印度文化和佛教，以及中国佛教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即便是一个佛教徒也提不出的深刻见地和学术观点。例如，他说，真正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社会的各阶层，把宗教意识带给中国人的是从印度输入到中国来的佛教。我们简直可以说，要想了解中国文化，最少应该了解从印度传出来的佛教思想。不了解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我们就无法写出什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语言学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

季先生的评价可谓公正精辟。但他老人家也要我们对这样的研究，更要细微、具体、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期能作出比较正确的论断”。纵观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和贡献，除了翻译和文学创作外，有一大半是关于佛教研究的，其中包括先生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中涉及到的佛教文化问题。

诸如：《佛屠与佛》1947年。《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例》1948年。《列子与佛典》1949年。《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56年。《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58年。《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前言》1980年。《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1981年。《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1982年。《论释迦牟尼》1982年。《三论原始佛教语言问题》1984年。《商人与佛教》1984年。《论梵文本“圣德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1986年。《佛教开创时期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1987年。《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1990年。《作诗与参禅》1992年。《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1993年。《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选》1995年。近年来出版的还有《季羡林佛学研究经典》、《季羡林谈佛》，《佛教十五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