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说：你写文章，我给你推荐发表。这是先生当年给我布置的作业，我何敢拒绝，只好答应。临别时，先生特意送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并在他的文章的题头上签名写上“桑吉扎西兄留念”，时间为1993年5月31日。

从1997到2000年，我为金克木先生编辑《梵竺庐》文集时，常去北大朗润园金先生家请教一些问题，有时也去看看季先生，不过那时去金先生家更多一些。有时，金老会问我，“去楼下了吗？”我答：“去了，先生身体不错。”老人家却背着手问：“看我那篇文章了吗？”“看了，但只是上篇，没看到您的下篇。”“那就别看了，最后一班车，末班车，我离八宝山不远了。”我站在金先生家中，不知如何作答？

果真，2000年8月5日，我在西八里庄肿瘤医院陪伴弥留之际的老人家度过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下午。当晚8点多，金先生真的去了，坐着最后一班车，永远的去了。

在北大东语系的两位元老中，季羡林和金克木可谓并驾齐驱，金先生小季先生两岁，就学问而言，各有所长，都为大家宗师：一个是在德国哥廷根严谨的学院派训练中学习梵文，印度学；一个则在印度恒河边的圣地那烂陀随和尚学梵文，念佛经。一个翻译《罗摩衍那》，一个译校《摩诃婆罗多》。季先生博士论文为梵文《“大事颂”中限定动词的变化》研究，金先生则在1945年研究《梵语语法“波你尼经”》。季先生1957年出版《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金先生1958年出版英文版《中印友好交流简史》、《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季先生1959年翻译出版印度迦梨陀婆的《沙恭达罗》，金先生1962年翻译出版《云使》，1964年出版《梵语文学史》等等。

他们都是作家、翻译家，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散文和诗歌的创作，一个闪耀着智者灵动的光芒，一个则散发着仁者道德的魅力。

他们研究梵文，也解读佛经，但有时眼光和思路全然不一：一个从内往外读，一个从外往内读，都有考辨，也有体验。既讲万法唯心，也讲唯物辩证。诸如，季老解读新疆发现《弥勒会见记剧本》，金老释读《概念的人物——介绍古印度的一种戏剧类型》。但做出的东西，却决然一流，眼光之远，境界之高，非后辈能及。

先生曾送我他的不少书，如《季羡林散文选》、《留德十年》、《牛棚杂记》、《季羡林小品》、《中印文化交流史》等。就先生的散文而言，我最喜欢读的是《留德十年》和《牛棚杂记》，我欣赏先生娓娓道来的叙述风格和抒情表达，对人，对事的描写和感悟。记得有天看望季老，先生送我他刚出版的《牛棚杂记》，辞别先生后我走在朗润园西边的小路上（我称这里是北大的枫丹白露），遇到一位老师看我拿着季老的《牛棚杂记》，便滔滔不绝给我讲述季老在牛棚里的逸事，可我并不知道这位老师是谁？那情形，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由于我对印度古代文明的兴趣，我非常关注上个世纪直到解放后学者们的著述。比如，许地山的《印度文学史》、向达先生解放前的《印度现代史》、（这里可以顺便说说，当年我在王府井旧书店买的向达先生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带到宿舍后，被喜欢书的钱文忠老弟看到，硬是让给他了），吴晓铃先生翻译的印度戒日王的《龙喜记》，黄心川先生的《印度佛教哲学》，徐梵澄先生翻译的《薄伽梵歌》、《瑜伽论》等。其实，我最早阅读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也不是季老的译本，而是孙用先生1962年翻译的《腊玛延那玛哈帕腊达》，不过这个译本是节本，并不全。所以比较而言，最好的译本还是季老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