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乘佛教积极救世利人精神的极力弘扬，可以看作是四十年代中国佛教界最强大的声音。正是在这种声潮的影响下，佛教界对佛教慈善事业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最值得注意有两点：

其一，慈善事业被看作是“佛教的基石”，也是佛教徒弘法利生最紧要的工作。

思归子是1925年圆瑛和转道、转物等在泉州开元寺创办的佛教慈儿院的主要负责人。从1925年到1947年，泉州开元慈儿院经历了怪淡经营，每年的收养从数十人到数百人，教养兼施，取得了显著成绩，赢得了海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作为泉州慈儿院教养兼施的亲历者，思归子深切地体会到，以往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存在着严重错解，以为佛教的唯一本旨，就是教人了生脱死，发心学佛就是唯依教奉行，以了生脱死为唯一之目的，除此以外，皆落第二义，完全将慈善工作排斥在外。其实，他认为，佛教人了生脱死，此乃诸佛如来一极悲心，吾人学佛殊胜妙果，是甚深之谈而非整个佛教。真正的佛教是包括世间出世间法而言，大无不包，细无不摄，备具无量法门，任人自行选择，鸟巢禅师就曾说过“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何得谓佛教不应有慈善工作，所以五戒十善，名为人天乘教，可知佛教基石，即在慈善。”近代大德弘一法师著有《佛法十疑略释》，其中说到“佛法非废弃慈善事业，并谓依佛经所载，布施有二种，一曰财施，一曰法施，出家佛徒，以法施为主，故应多致力于弘扬佛法，而以余力提倡他种事业，若在家佛徒则财施，法施并重，故在家居士，多努力作种种事业”。因此而言，“慈善工作，虽佛教了生脱死工作，而正为佛教徒弘法利生最紧要工作”。

他还引证原始佛教指出，从前在华严会上，普贤菩萨告善财童子等，都是具足十愿，而从礼敬乃至恒顺，功德圆满，然后悉皆回向，导归极乐，了生脱死。其言所谓“恒顺”者，即是“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于失道者，示其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伏藏。”又说到“诸佛如来以六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由是思归子指出，佛教的慈善工作，“不但为利生本怀，亦即为成佛正因。出家佛教徒应尔，在家佛教徒亦应尔。苟不尔者，便非佛教徒，亦非佛教。” （ 思归子《办理佛教慈善工作三十年来之经过》，载《佛教公论》复刊第十七期（1947年8月1日），第24-26页。）

其二，慈航提出了著名的“文化、教育、慈善是佛教的三大救命圈”的观点。

慈航肄业于太虚大师所主办的闽南佛学院，长期追随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事业，是太虚佛教革新思想最重要的继承人和推展人之一，并长期在东南亚地区弘法利生，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慈航于太虚大师去世后，在马来西亚接法于圆瑛，从而成为民国时期中国佛教激进与保守两大派系的都最有关系之一人。他也是抗战胜利后赴台弘法最早的大陆高僧之一，更重要的是，他创办并主持了台湾现代第一个僧教育机关——台湾佛学院，保护和培养了一大批四十年代末来台的大陆青年僧众，包括后来著名的星云、煮云、自立、妙峰、幻生、印海、会性等等，成为影响现代台湾佛教文化复兴第一人，至今仍在重要的影响。正如他的闽南佛学院时期的同学东初生前在纪念慈航时所说：“大陆来台的大德法师，不论长老，或是青年，虽各有机缘不同，然要以成功而论，当以他为最成功者。他留在人的心里，无论出家众，或是信众，都是深刻而景仰的印象，特别是台湾同胞们印象最深的，还是他。” （东初《敬悼慈航老法师》，载《慈航大师纪念集》（上），第70页。（台湾）弥勒内院、大乘精舍1998年。）

长期的佛教革新与海外弘法经验，使慈航最深切地感受到，振兴中国佛教最急迫的，是文化、教育、慈善三方面的工作，缺一不可。他在1948年春季离开南洋赴台开办台湾佛学院前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推行佛化，是佛教徒的唯一责任。然而，佛化究竟要怎样去推行呢？我平常有三个口号，就是‘文化、教育、慈善’。因为有文化，可以宣传佛教的教义；有教育，可以栽培弘法的人材；有慈善，可以得到社会上的同情；所以‘文化、教育、慈善’，是今后佛教的三个救生圈。我很希望今后的佛教徒，特别是在座的诸位，应从这三方面去做，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效果。我们要知道：‘人类如果不努力消灭战争，那战争一定会消灭人类的。’所以我们佛教徒应有悲天悯人的心，来救人救世，这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慈航《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慈航法现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讲》，载《佛教人间》第四期（1948年2月），第49-50页。）

将慈善与文化、教育同等看作是现代中国佛教的“救命圈”，不仅是慈航个人长期弘法利生经验的总结，也是他自觉继承和推展太虚、圆瑛两大亲教师之弘法利生业绩和精神的最集中表达。作为现代佛教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太虚虽然一直大力提倡佛教慈善事业，但是，以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和世界佛学苑图书馆，以及《海潮音》杂志、《太虚大师全书》等为标志，他留给后人的最辉煌的历史，无疑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事业上。而圆瑛作为相对保守的大多数传统佛教寺僧的领袖人物，在改革僧制以开办新式佛教文化、教育等事业上倍受革新派的批评和责难，但是，从民初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二十年代开办泉州开元寺慈儿院，积极鼓动和支持上海僧俗界、乃至全国僧俗界的佛教慈善事业，到抗战时期组织和支持成立上海抗战救护队，并使宁波佛教孤儿院和泉州开元寺慈儿院一直成功地保持到四十年代后期，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发展壮大，从而使他在弘扬大乘佛教的救世利人精神和提倡佛教慈善公益事业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赢得了海内外和教内外的广泛赞誉和景仰。虽然，在现代中国佛教史上，以太虚为首的革新派和以圆瑛为首的保守派有着许多恩怨纠葛，但是，正如我曾经指出的那样，中国现代佛教史正是一种各派相争相摄而互动的历史，正是通过这种互动，现代中国佛教从而能够稳步地向前推进。（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上），（台湾）《普门学报》第24期，2004年11月。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下），（台湾）《普门学报》，第25期，2005年1月。）慈航以文化、教育和慈善作为现代佛教的三大救命圈，正是对现代中国佛教两大传统的最好结合与最有力的弘扬。也正是通过他的历史性传递，使1949年后的现代台湾佛教以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为中心实现了历史性的复兴与繁荣。

四

1912年开始的中国佛教适应时代新要求的艰难探索，是佛教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实现本土化之后所进行了另一次历史性的走向现代形态的历程。与明清及以前的中国佛教相比，这是一个崭新的佛教历史现代形态。从此以后，如同中国社会不再可能回到封建时代，中国佛教也不可能再回到古代的传统形态，而只可能历史地、必然地推进现代形态的发展。近百年的中国佛教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佛教的现代形态之发展是可以坐享其成的。历史不可能倒流，但可以衰变。中国佛教现代形态的未来发展，需要一大批如赵朴初、如印顺、如星云、如证严、如圣严、如惟觉，等等，能够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欧阳渐、太虚、圆瑛、慈航等现代佛教先辈们所开创的现代佛教传统的佛门先进。这其中不可轻视他们都非常强调的现代佛教慈善观念。将慈善事业既看作是佛陀教化、尤其是大乘佛教的根本目的和弘法利生之主要手段，也看作是作为国民的佛教徒所应尽的义务；并以慈善与文化、教育并列作为现代中国佛教的三大救命圈。这是现代中国佛教慈善观念“返本开新”的重要体现，也是留给当代中国佛教走向未来的贵宝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