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圆瑛还想在宁波孤儿院所取得的经验基础上，在厦门、漳州等地继续开办佛教孤儿院等社会慈善机构。他在面谒厦门一地方官时说，佛教原以慈悲为本，化导为怀，都由僧界多以小乘自囿，不肯涉俗利生，分担社会慈悲公益，多以佛理深奥，不肯翻译宣布，补助国家教育不及，从而与佛教大乘宗旨相背。圆瑛此次来厦讲经，还抱有两种思想，即待讲期圆满后，在厦、漳创办佛教孤儿院及佛教布教养成所各一处，“一符教旨而尽天职”。 （《圆瑛和尚与熊厅长之谈话》，载《海潮音》第五年第十一期（1924年11月），《事纪》第15-16页。）这进一步说明，圆瑛是将兴办佛教慈善事业，看作是对佛教慈悲本怀和大乘利他精神的弘扬，是佛教徒积极适应社会国家之需要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到了1930年代，圆瑛的佛教慈善观念又有新的飞跃，将慈善事业看作就是佛教徒的修行和佛事。1931年全国的湘、鄂、皖、豫、苏、浙、赣、闽、粤、川、冀、鲁、辽、吉、黑等十六省发生严重水灾，灾民超过五千万。当时佛教界也积极地参加了救灾行动，倓虚、太虚、叶恭绰、李圆净等佛教僧俗都发表评论，一方面呼吁佛教徒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救灾活动，另一方面也强调“根本救灾在全国人心的悔悟”。 （《今年之水灾》，载《佛学半月刊?水灾特刊》（1931年10月1日）。第六版。太虚谓《根本救灾在全国人心的悔悟》，同前载，第五版。倓虚《挽劫消灾救急宣言》，同前载，第七版。）作为当时中国佛教会会长，圆瑛面对灾情，大力呼吁佛教徒积极救灾，并强调救灾布施是佛教徒修行的好机会。他说，吾佛立教，以慈悲为宗旨，以救世为主义，遍观法界众生，皆如一己，众生之苦难，即自己之苦难，莫不尽力而救护，乃至舍身，也在所不惜，如释迦世尊曾割肉喂鹰，将身嗣虎，又于饥世身化摩竭大鱼，游于沙滩，以供众生之食而全其命，只顾利他，而完全损己。因此，我等身为佛徒，不独要学佛之理，更应当学佛之行，广行方便，饶益众生，这样才不愧为大乘佛子。今年的大水灾，广及十六行省，饿殍遍野，而未死者正嗷嗷待毙，若不急切救济，虽不死于水，亦必死于饥，我等自应依大乘教义，发菩提之心，运无缘大慈，以与灾民之乐，起同体大悲，而拔灾民之苦，施财施物，发大悲心。他甚至说：“盖此事是我佛教徒修行的好机会。念佛参禅固是修行，而救灾布施，亦是修行，菩萨所修六度，以布施为第一，我等平日受施于人，今日当大发施心，慨解钵囊，布施于灾民，庶不愧于心，不怍于人，既为佛子，当作佛事，何者是佛事，救灾救民即是大佛事，望全国佛教徒，一致兴起，大作一番佛事，幸甚幸甚。” （圆瑛《敬告全国佛教徒发心助赈书》，载《佛学半月刊?水灾特刊》（1931年10月1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