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兴办慈善事业，既彰显佛陀入世救世主义，又有益于人民生计和国家和平，以尽国民之义务。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并颁布新宪，宣告人人都是国民一份子，享有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同时也要尽国民之基本义务。生活在中华民国新宪下的国人，并不是很快就有了自觉的国民意识，许多佛教徒当然也不例外。但是，佛教中也不乏太虚等先觉者。邓尉山僧就指出，现在疮痍满目，兵匪横行，天灾人祸，沓然纷陈，死亡相籍，十室九空，苟不本我佛大慈大悲以救济人民，上而流为匪类，扰及国家，中而荡为游民，污及社会，下而终为贫苦，丧失人权。他们虽属可恨，而实堪悯，虽鲜于福力，然非无可救治。如果佛教同人，协力同心，共组善会，本我佛出世入世主义，阐我教自利利他精神，发起大悲大智。智则重于上求，务求出世之法，如镇江金山、扬州高旻、杭州天目等处修习禅定，武昌佛学院、安徽佛学校、常州清凉学院等处研究佛学，金陵宝华古林等处精持戒律。悲则重于下化，专在入世之法，如兴办孤儿院、贫民学校、游民工厂、施材施药等等。但是，出世与入世，本自融通不二，佛陀创教，正是要通过出世与入世的悲智双运，来救赎众生生老病死之苦。况且，佛经上还说，资生事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佛法要从世谛中显明。大力兴办佛教慈善事业，正是扩充佛化，使“佛教”二字印入更多人的脑海中，再加上简单的佛学精神之训导，教养并举，使受益者深体佛陀慈悲救世、平等不二之本怀，从而“可收良民之效，将来定为福国之基”。既为佛子，又为国民一分子，理当为国家尽义务，为社会谋幸福，为人民觅生活。因此，立孤儿院，视人子如己子，养教兼施，使其逐渐自食其力。继之建贫民学校，教养流散游民，以防隐患于未然，翊政治之不足。其它如办游民工厂，收养流离失所者；办养老院，收容无依无靠老人，等等。 （邓尉山僧《劝请中国佛教提倡慈善刍议》，载《海潮音》第五年第十一期（1924年11月），《杂文》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