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春，以学术文化弘法利生的著名佛教文化教育机关——北平三时学会，除常年讲学，并精刻佛学经论及著作而深受学佛学和佛学者所称赞外，该会同人还为法精进，不遗余力，更作社会利生事业，特创设大良医院一所，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 北平三时学会创设大良医院》，载《海潮音》第十五卷第六号（1934年6月），第124-125页。）毕业于武昌佛学院的法舫高度评价北平三时学会创办佛教医院的盛举：“诚佛教之曙光，吾人闻听之下，欢喜赞叹，无量随喜，并一论研究佛学应兼办慈善事业”。

法舫认为，佛教徒平日向人宣传，要宏法利生，要利乐有情，要救度众生，要慈悲济世，宣扬佛教是救人救世的、佛教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等等，这些论调，不过是取信世人，摄受众生。就佛教本身而言，多少年来，唯有传教弘法之士，大唱佛教慈悲，只闻其言，不见事实！然而，佛教所谓慈悲，重在实惠，不须空言，空言则为欺诳众生，欺诳众生，即是欺诳三世诸佛。现在社会多能明白佛教慈悲之旨，今后佛徒不必空口说白话，应当以实际行动，使佛教的慈悲变成现实。正如同基督教的宣传，他们创办医院、学校，使博爱之旨实惠众生。我们虽然信仰不同，但是对其所举办的社会事业，不能不赞许。另外，佛教教化人生有两大目的，一是求福德，二是求智慧。福德智慧，两相发展，为人生向上的最大要求。经论上也常说，因地菩萨要“福慧双修”，及至佛果。《华严经》上也说：“皈依佛两足尊。”所谓两足，就是福慧圆满的意思。因此，“人生——在修学佛法的人生上，有福无慧则殆，福为痴福，有慧无福则罔，慧为干慧，故二者不可缺一，如鸟两翼，如人两手，亦如车之两轮也。是故人生福慧双修，方称正路。” （法舫《论研究佛学应兼办慈善事业》，载《海潮音》第十五卷第六号（1934年6月），第7-9页。）

三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进入到近百年最惨烈的悲剧之中。佛教界当然未能幸免于难，但是，大乘救世精神和爱国爱教思想激发他们积极地加入到抗战救国、救死扶伤的行列之中。上海、武汉、重庆等地先后成立了佛教抗战救护队，开赴前线救死扶伤。太虚还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率领佛教抗战宣传团到南亚地区的佛教国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残酷暴行，争取国际佛教界和佛教国家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力支持。正是通过抗日战争，中国佛教界更深刻地体会到佛教积极救世精神的重要价值，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慈善救济事业在佛教的自度度人、弘法利生的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些佛门先进还进一步突破了佛教的一些传统认识局限而积极阐发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佛法救世利人的新观念。

在中国历史上，佛教界虽然弘扬的是大乘佛教思想，但是，总体上说，除了“三武一宗”之乱，得到社会各阶层信徒的供养和护持的佛教寺院经济还是比较富裕的，但真正进行的慈善救济事业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民国佛教革新运动时期太虚、大醒、芝峰、法航等人都批评中国传统佛教不重视大乘佛教的利他救世精神，而堕入小乘避世自利的山林佛教，不仅丢掉了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也使中国佛教脱离社会而逐渐被社会所抛弃，以致于在明清之后急速地衰落下来，更不能够适应民国成立后之政教分离的新现实处境，中国佛教因此而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死存亡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