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民国成立后的佛教革新运动中，太虚最积极地寻求佛教如何在继承历史上的优良传统基础上能够适应时代变化新要求的创新发展。他率先提出佛教“三大革命”的主张，试图从教理、教制和教产等多方面对中国佛教进行全面的整理和积极的推展。1920年，他南下广州，在东隄议员俱乐部以《佛乘宗要论》为题发表演讲，在教理认识上有了许多新的阐发。特别是他其中针对佛教的传统布施观念，指出：“布施有三，曰财施、法施、无畏施──以己之财资人之生，或捐助一切慈善公益皆为财施；宗依佛法，以语言文字教化他人皆为法施；救人之危，拯人于难，或以种种方便使人离于疾病痛苦（如红十字会医院等），皆无畏施。”布施作为佛教中的六念之一、四摄法之一和六波罗密及十波罗密之一，在佛教徒中具有极广泛的影响，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布施的认识，多半停留于对佛、法、僧三宝的供养而获得幸福之果报，财施就是对佛、僧和贫苦者施以钱财，无畏施是对使人离开种种恐怖，法施则弘传正法，且以法施功德最大。（ 参见《佛光大辞典》第1901-190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而在太虚的《佛乘宗要论》中，财施和无畏施都成为了利他救世的慈善行。这显然是他自觉适应时代之需要而对佛教布施观念进行的新诠释，当然，这并不是说太虚否定了对三宝的恭敬与供养，正如他在次年初春针对僧寺的内外交困，提出“行为主义之佛乘”观，认为“慈善之事之当勤行，更不待言。若能敬佛法僧，信业果报，努力精进以行乎有益于人群之善事，随喜真如性，不迷菩提心，则即是修菩萨行，亦即是成佛之因行也。”（悲华《行为主义之佛乘》，载《海潮音》第二卷第二期，《狮子吼》第10-11页。）  但是，太虚的上述阐释，预示着现代中国佛教慈善（布施）观念将有新的突破。而这一新的突破，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佛教界经历抗日战争之重大考验的1940年代。

1940年代的中国佛教界对大乘佛教的积极救世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就是积极开展救世利人的慈善公益事业，这既是佛陀教化的根本目的，也是弘法利生的主要手段。

署名“入入金刚”的佛教徒著文指出，大乘佛教之精神，实建立于舍己利人的菩提心中。为人解脱，就是自己获得最大的解脱。释迦牟尼前生舍自身肉供他人食，实舍身救人的大榜样。中国佛教，本来就是大乘，然而世人诋毁其为消极厌世，认为佛教由印度初来中国时，儒道以门户之见，阻挠其与社会接近，中国僧众也因此自远于社会，不肯随宜变其服制而高领阔袖，以示与世俗相区别，加上后来的“三武之乱”，逃遁于林野被视为高操，后世遂渐以成风，社会中人也以僧人不入社会为当然之事，一方避之如恐不深，一方拒之惟恐不力，以致愈隔离而愈不能融洽，其结果完全使佛教丧失了化世导俗的功能。中国佛教本来不是只顾个人解脱、与世隔绝的声闻小乘，佛陀的教化也不是提倡只顾自利自解脱。当年释迦佛率领声闻弟子，到阿阇世王宫中，其公主礼佛而不及弟子，国王责怪公主为何不礼拜声闻佛徒，公主回答说，佛为人类救主，其愿力伟大，令人敬服，而这些声闻弟子皆自利之辈，虽威仪端正修苦行道，但为彼自身利益而化，我为何而向他们礼拜呢？实际上，佛教教化也是以弘扬大乘精神为主导的。入入金刚指出：“大乘佛教之根本思想，就在于为善主义寂静主义，而于活动利他之中，表现其救济现代之大力。故社会问题，凡足以救世利人者，皆大乘佛教所应讲求也。岂必在美丽之寺院复杂之仪式中求大乘耶？人不问男女，品不论贤愚贵贱，但能发菩提心屏除自利之念者，即大乘佛教徒也。岂必在长领阔袖峨冠赤舄中求大乘耶？现代思潮中，由利已主义相因而生之不宽容主义，最为一大缺陷，以致国有界，种有界，宗教学术莫不有界，寝至种种主义，种种党派，俱足以暴露其偏狭之态，而贻和平以危机，于是斗争蜂起，而军国主义兴矣。敌我之见不泯，战争不绝，陷清净世界于悲惨血泪之中。虽人人求自利，而亦不可得矣。” （入入金刚《大乘佛教之精神》，载《佛学半月刊》第九卷第二三号（1940年12月1日），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