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批判中求适应

中国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推翻数千年来帝王专制政体，开始了艰难曲折的民主政治进程。清末民初的庙产兴学风潮，宣告了佛教匍伏于封建王权和儒教之下的苟安局面之结束，推动中国佛教在宗教思想和组织体制上进入自强、自立、自主的近代形态。时势向风雨飘摇中的佛教提出种种质疑与挑战，印顺法师曾经痛言：

传统佛教以禅宗为骨髓，而禅者已面目尽失。台贤沈寂，律制久废，乃唯以礼忏、念佛、持咒为佛法。昔日文化之为友为敌，唯儒与道；今则文化之新友新敌，将加入西方之宗教、哲学、科学。处非常之变，而晚唐来之传统佛教者，一仍旧贯，无动于心，真难乎为继矣！

社会巨变和新的宗教生态，迫使先进的佛教知识分子在信仰、社会和文化三个层圈反省，以谋求振兴之道。

在信仰层圈，自宋明理学家之出佛归儒，到梁漱溟中止学佛，佛教常被人误解为不切实际的虚诞之说，这促使印顺法师反省传统佛教自身存在的问题，是否在教理本身上有未尽之处。

在社会层圈，中国佛教的僧制，向国家的管辖制和禅僧的丛林制两方面演化。“中国是家庭本位的宗法社会，而政治又缺少民主代议制，所以寺院逐渐子孙化，丛林也产生传法制，倾向于各自为政，不能从僧官制的统一中，造成民主代议制的严密组合。一盘散沙，佛教与国家民族，患着同样的毛病。”进而反省僧众的经济，建筑在寺产、经忏，而不建筑在广大的信众身上，也就无法随分随力的将佛法深入到民间。明代以来统治者基于政治防范的宗教政策，要僧众不干于民，退出社会去隐修，铲绝了佛教的慧命。

在文化层圈，“昔日文化之为友为敌，唯儒与道；今则文化之新友新敌，将加入西方之宗教、哲学、科学。”佛教不仅仍有传统儒家的压制以及“外道”的排挤竞争，还须面对基督教的强势冲击。而伴随西方物质文明而来的科学主义、无神论等新思潮，导致知识界对宗教本身存在的必要性产生怀疑，也使相当多的佛教徒以佛法比附科学，用世间学问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中国佛教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对中国传统佛教的反省，或侧重于转“机”，或侧重于诘“理”，由此产生“人间佛教”和“批判佛学”这二种最主要的佛学思潮或曰佛教运动。“批判佛学”这一术语虽来自八十年代日本学术界，但作为一种反传统的思潮，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的中国佛教界。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在不否定中国传统佛教真常唯心系教理的基础上，侧重于革新弘法者自身和教团制度方面的转“机”；而以欧阳渐居士为代表的支那内学院系统，则从诘“理”的高度，对中国佛教的主流如来藏本觉思想进行否定性批判。

印顺法师是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佛教思想家，他的思想中心，是在阐述“佛在人间”的哲理，是在弘扬“以人类为本”的佛法，他一生所致力的，即是“人间佛教”这一理念的推广。“人间佛教”思想自始至终贯穿着批判与适应这一主线，《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表达了印顺法师一生探求佛法的信念：“主张不违反佛法的本质，从适应现实中，振兴纯正的佛法。”可变的是佛法之“教”，不变的是佛法之“理”。不变谓之“契理”，即追求真实、究竟解脱；可变谓之“契机”，即随缘方便、适应世间。方便适应只是手段，不能离开究竟解脱。“惟佛法的真实是求，惟现代的适应（不违佛法而适应时代，不是随俗浮沈）是尚”；“探求佛法的真实而求所以适应，使佛法有利于人类，永为众生作依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