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慧能传记部份，印顺法师认为《坛经》上所说慧能因听读《金刚经》决定到黄梅求法、不识字、慧能与神秀作偈呈心、慧能从弘忍受付法与袈裟、慧能南归在大庚岭被慧明追赶“夺法”、五年在广州四会与怀集之间避难、在广州法性寺论风幡之义和从印宗等人出家受戒、到韶州曹溪居住传法等等基本情节，都是可信的。总之，慧能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不是抽象的，而是有血有肉的，是真实可信的。

关于《六祖坛经》问题，印顺法师根据详细资料进行论证，提出如下见解：

（一）　敦煌本《坛经》只是现存最古的本子，而不是《坛经》的最古本。认为从《坛经》成立到敦煌本成立已经是第二次被改变了。第一次在公元750年前后，是慧能弟子南阳慧忠所批评的：“把他坛经改换，添揉鄙谭，消除圣意”，是说有人用“南方宗旨”？？“神性”可以离身，“身是无常，性是常”的观点，对《坛经》进行修改。第二次是由神会门下对搀杂进“南方宗旨”之后的《坛经》再作修补，时间在公元780——800年之间，主要增加与荷泽宗以《坛经》“传宗”（传承禅法的标志和依约）相应的“承此宗旨，递相传授，有所依约”、“递相传授一卷禅经，不失本宗”之类的词句，还有从过去七佛、大迦叶至菩提达摩以来直到慧能的西天、唐国的历代祖师的传法世系。

（二）　韦处厚为马祖弟子大义禅师所撰的碑文《兴福寺内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对当时流行的禅派神秀的北宗、在洛阳一带的神会的荷泽宗、吴地法融的牛头宗、马祖的洪州宗，皆有评论。在提到神会后继弟子时说：“习徒迷真，橘枳变体，竟成禅经传宗，优劣详矣。”意为在神会之后，弟子之间传法竟然形成以传授《坛经》为形式的传宗制度，即荷泽宗内部在传法时传付一卷《坛经》作为师徒间传承南宗的凭据，从而失去慧能南宗“默传心印”的宗旨，受到马祖门下的讥讽。敦煌本《坛经》中有关“坛经传宗”的部份虽是神会门下所加，但不能因此而说《坛经》是神会或其门下编撰的。

（三）　《坛经》的基本部份与神会及其门人的思想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坛经》与神会及其门下虽然都说“坐禅”，论“无念”，论《金刚经》等，但他们着眼点不同，说法也有区别。例如二者皆讲“以无念为宗”，但《坛经》重于“念”是自性所起的作用，而神会重于“不作意”的无念；《坛经》中贯彻着“性”、“自性”的“南方宗旨”，而神会重佛性，重本来涅盘，本来具有如来智性；《坛经》以讲“摩诃般若”为主，神会一律改为“金刚般若”。《坛经》中的见自性三身佛、自性忏悔、自性归依等，反映的是慧能的思想，而神会及其门下的作品语录中没有这类思想。《坛经》中关于慧能隐遁和传法年代、不主张传衣、神会初参慧能时的回答等内容，不可能出自神会及其门下手笔。

（四）《坛经》的主体部份是慧能应韶州刺史韦璩之请在大梵寺说法——说摩诃般若，授无相戒。宋代契嵩《坛经赞》中提到的“定慧为本”、“无相为体”、“无念为宗”、“无住为本”等等，即相当于这部份。至于《坛经》中记载的慧能接引弟子的机缘、付嘱、临终情形等，属于后世所加。

（五）印顺法师把《坛经》分为敦煌本、慧忠见到的“古本”、契嵩见到的“曹溪古本”、宋代惠昕改编本、元代至元本（包括德异本、宗宝本），并且一一作了介绍。（第五章、第六章）

印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已经出版近三十年。在这三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禅宗的研究取得很大进步，无论是在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整理方面，还是在研究领域的开拓、专题和专著研究的的发展方面，成绩十分突出。在这种形势下，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中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受到人们的尊重。当然，现在看来书中某些地方有必要再加斟酌作出修正，有的观点还待进一步的论证和充实。这里仅扼要提出两点，请印顺法师考虑：

1、神会的生卒年。《宋高僧传》卷八〈神会传〉载为上元元年“建午月”

九十三岁去世，生卒年为668－760；《景德传灯录》卷五〈神会传〉为上元元年七十五岁去世，生卒年为686－760；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神会传〉作干元元年七十五岁去世，生卒年为684－758。胡适根据《宋高僧传》神会死年有“建午月”的记载，考证他应死于唐肃宗末年（762）的五月，因为此年没有年号，而且五月是“建午月”，后人忽略此年没有年号的史实，误作上元元年或干元元年，从而考定神会死时九十三岁，生卒年为670－762。印顺法师参考王维《六祖能禅师碑》中的：“弟子曰神会，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认为胡适考证神会死于肃宗末年（762）是对的，但卒年应为七十五岁，生卒年为688－762。“闻道于中年”中的“中”乃“冲”之误，“冲年”是婴孩至成年（二十岁），此与《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慧能传〉所说神会十四岁初见慧能的记载相符合。然而近年在洛阳唐宝应寺旧址发现《神会塔铭》，记载神会享年七十五岁，干元元年去世，与《圆觉经大疏钞》的记载完全一致，可见宗密的记述是正确的，神会生卒年应为（684－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