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着对基督教了解的增加与研究的深入，1927年底他逐渐认识到：当时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虽然无关于基督教义自身，但基督教会凭借国际背景，总有“文化侵略”的嫌疑，因而难免在心理上产生排斥。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自己难以接受基督教的“某种思想”。他在《我怎样选择了佛教》中说：“主因是，某种思想的难以接受。如信者永生，不信者永灭。不以人类的行为（内心与外行）为尺度，而但以信我不信我为标准。‘顺我者生，逆我者亡’，有强烈的独占的排他性；除属于己方以外，一切都要毁灭。阶级爱的底里，显露出残酷的仇恨。又如灵是神那里来的，从神而来的灵，经肉的结合而成人。照基督教义（重生才能得救）看来，走向地狱是大多数。全知全能的神，欢喜被称为自己儿女的人类如此，这可说是莫测高深，也可说岂有此理！”后来，在《上帝爱世人》的讨论与再讨论中，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基督教的“根本立场是主奴关系；主要方法是盲目无知识，分散无组织。”因为按照他自己的读经体会，上帝耶和华造人造万物之后，对人和万物都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一旦当仆人偷吃了智慧果，有了分辨是非的能力，上帝则把人赶出了伊甸园。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总结说：“盲目无知识，是愚民政策。蒙蔽人的眼目，管制人的思想，才能造成狂热的一致信仰。分散无组织——纷争，对立，仇恨，斗争，是分化政策。运用这些，才能分散他们而集中到自己这边来。”

对基督教经典以及宣传刊物的阅读与思考，竟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上帝爱世人，虽在基督徒的心目中千真万确，无可怀疑，但经受过老庄孔孟洗礼的他，从内心生起怀疑：这怎么能算是上帝爱世人呢？他断然宣称：“我是中国人，无法养成耶和华与耶稣先生所要求的奴性。我一向不愿意作谁的主人，也不愿作谁的奴隶。”

四、皈依佛法

与此同时，他开始接触到佛教典籍。经过几年的阅读思维，他逐渐认识到：“佛法是以行为善恶为凡圣的尺度，而不光凭信愿。佛法重个己的解脱，而更重利益众生。佛法重于彻底的觉悟，唯有真的觉悟，才有真的自由。佛法是信愿、智慧、慈悲的总和。佛法的身心修持，有儒道的长处，更超过多多。耶教诚信的悔改，佛法中也有。佛法有一切宗教的长处；有究竟，又有方便，最能适应一切根机，循循善诱。”他确信佛法的“三世因果观，最为入情入理。由此而离恶向善，由此而转凡成圣。即使不曾解脱，或者堕落，而终于要向上升进，终于要究竟解脱的。这不但有着究竟绝对的归宿，而在过程中，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鼓舞我们，安慰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通过这永不失望的旅程。”（《我怎样选择了佛教》）就这样，张鹿芹自觉选择了佛教，并于1930年在普陀山出家。此后求学、阅藏、讲经、立说，人间佛教的思想也日益系统、清晰，从内地到香港，从香港到台湾，再从台湾到美国、新加坡等，印顺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已经成为当代汉语系佛教发展中的最强音！

五、印顺信仰转变的两点启示

1．宗教的现实作用是其理论思考的出发点。近代中华民族面临的现实危机，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关注救国救民的道路问题。各种理论的现实价值，首先应该满足解除中国人民现实苦难的需要。印顺的宗教诉求，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优良传统。

2．内在的心性解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思维方式的核心。儒家的成圣、道家的成仙，都是在现实人生中完成的。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成为中国人信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因之一就在于佛教现世觉悟的思想与儒道思想比较契合。而大乘佛教的菩萨精神，更是与儒家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殊途同归。印顺主张的“人间成佛”，所强调的重点也是个人“内在觉悟”的问题。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神灵救赎的概念，但主要流行于民间社会。受过《四书》教育的知识阶层，“内在超越”几乎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潜意识式的人生追求。由此可见，印顺思考问题的方式，具有相当“中国化”的特色。我们相信，印顺信仰的转变，不仅具有个体的意义，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