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社会巨变,对于重建中华民族的社会秩序与人文价值,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几乎各种宗教、各种思潮都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甚至一些人的信仰还呈现出复杂的转变现象。印顺(1906—2005)就是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早年小学毕业后,他随当地医师学习中医3年,但不爱医术,喜爱医道。16—25岁在家乡小学任教期间,他广泛接触了道家、儒家、基督教和佛教,并在25岁的时候在普陀山出家为僧。此后的75个岁月,他始终致力于创建富有时代特色的人间佛教思想。但他当初的信仰抉择与思想转变,集中体现在《我怎样选择了佛教》、《上帝爱世人》等文章中。在这些文章中,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传统文化对他思想转变的深刻影响。
一、对老庄思想的理解
由于中医与道教、道家的内在关系,印顺一开始阅读的就是《老子》、《庄子》,试图从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但他很快发现老庄思想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心理困惑,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归宿。他在《我怎样选择了佛教》中指出:“老、庄的哲理非常深彻,然而反造作的回复自然,返归于朴的理想,始终是不可能的。熟练人情的处世哲学,说来入情入理,而不免缺乏强毅直往的精神。独善的隐遁生活,对社会不能给予积极的利益。”对老庄哲理的这种基本认识,虽然是他思想成熟以后的表白,但从中可以发现他当时很快“从仙道的美梦中苏醒过来”的理论契机。道家的“隐遁”以及“缺乏强毅直往”的思想特点,似乎更适合于老年或者失意心态的生活。时代需要的思想,毕竟是救国救民的现实关怀。
二、儒家的熏陶
不久,十七八岁的印顺又翻开了小时候曾经读过的儒家经典。虽然当时社会上有“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但儒家毕竟有一套“三纲”、“八目”的工夫与理想,其中每一步的修养工夫,都具有强烈的现实人生的关怀,平实、功利,对具体的人生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儒家的这种社会关怀,与道家的充满隐遁色彩和个人主义的终极关怀,截然不同。
但儒家依然不能满足他内心的追求。《我怎样选择了佛教》中指出:“平常,切实,重人事,尊理性,确为我国文化的主流。然而我尽管同情他,赞美他,却不能充实我空虚与彷徨的内心。”在他看来,儒家思想不仅过于世俗,功利性太强,而且也有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特别是,他朦朦胧胧中感觉到儒家缺少类似道家那样超越性的东西。
这种朦胧的认识,他在自己的思想定型以后,曾给予系统的梳理。他认为,作为儒家的开创者,孔子过于重视现实的政治与教育,具有浓厚的非宗教色彩。因此,孔子虽然尊重祭礼,但不说“神在”,而说“如神在”。在他看来,“敬鬼神而远之”,确是孔子以来的儒家精神。特别是“圣人以神道设教”,充分表示了不知宗教是什么,但知利用宗教,作为统治愚民的工具。不仅孔子如此,孔子之后的理学家们,更秉承这一传统,逐渐发展到排斥宗教的地步。
印顺认为,缺少对生命超越关怀的儒家文化并非中华民族之福。他在《中国的宗教兴衰与儒家》一文中说:“时代开始大改变,西方的势力,跟着坚利的舰队而来。儒家无法适应,迅速的没落了。……这便是非宗教的,无信仰的上层文化,缺乏坚强力量的真凭实据。”这样的思想,自然难以成为他安身立命的根本。
三、基督教的洗礼
1926年秋,20岁的印顺到一所教会小学教书。在这里,教会的礼拜活动引起了印顺的注意。他当时认为,老、庄、孔、孟思想是缺乏宗教情怀的,过于柔弱或功利化。基督教则与之不同,既富有社会性,又能从中体会到虔诚而纯洁的宗教信心。一直关注生命超越的他,在“有信有望有爱”的基督教中,似乎找到了他需要的东西。于是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基督教中,实行祷告,还满怀兴趣地研读《新旧约》,阅览《真光》、《灵光》、《基督徒》等杂志,甚至参加过比较狂热的“奋兴会”。
作者:刘成有 编辑:邢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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