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一定是因为自己正处于极端自悔与自疑的处境，看着满屋子的书，竟然生起无边的陌生感。我突然觉得，就算读了再多的书，毕竟是和自己无关的。回想二十多年前，之所以开始对哲学感到好奇，无非就是想知道生命的意义，做人的法度。然而，现在的我虽然装了满脑子的信息和概念，却又有哪一天严肃认真地做到了“吾日三省吾身”呢？苏格拉底有一句所有哲学学生奉为金石的名言：“未经检讨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空有许多关于人世的零碎知识，检讨人生的方法和原则，却从未切实地检讨过自己的人格人生，读书又有何益？越多的知识，有时候只不过是越大的邪恶罢了。　

念大学的年代，我很瞧不起一些满嘴“生命”的学长同学，觉得他们把哲学变成了肤浅的心灵鸡汤，怀疑他们一定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无知之辈，所以还戏称他们为“生命佬”。在我们一圈人的心目中，只有钻研典籍沉醉理论才叫做真正的念哲学。所以我们都很喜欢上关子尹先生的课，因为他不只渊博广识，治学讲学的风格更是力求清晰严谨，很接近我们想象中的学院派形象。虽然先生那时已经总是在他的课堂和议论中提醒我们哲学究竟是生命的学问，但我对学问的兴趣还是要比生命浓厚。随他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直如走进花阴道上，一路美景叫人浑然忘记了自己起步的目的。　

关先生后来惨遭丧子之痛，似乎有点消沉，辍笔数年。我们一方面为他忧心，另一方面竟很没良心地感到可惜，怕华语哲学界自此少了一位令人仰慕的良师。可见我这时根本还不知道哲学的目的是什么，更不知“慈悲”为何物（关先生曾以英文的compassion表达那种“与病者共话彼此情感的真挚，共同激励面对厄运的勇气，共同于苦难中找寻存在的价值”的真正同情。恰巧英语世界常以compassion一词去翻译佛教所说的“慈悲”，com加上passion，乃实实在在的同情共感）。　

关先生的公子翰贻辞世十年，先生才正式出版一本文集悼念。《教我心醉－－教我心碎》，表面上看“流于伤感”，其实不啻为一趟自我的“哲学治疗”。可是，生离死别等种种巨大苦难，真是哲学治疗得了吗？假如哲学修养精湛如关子尹先生也无法承受至亲的逝去，并为此“消沉”达数年之久（所谓“消沉”，指的是不想碰哲学研究），我们还能指望哲学给我们什么指导呢？　

正当我被重重问题包围，陷入自我否定的时候，恰巧又读到了关子尹先生的新着《语默无常－－寻找定向中的哲学反思》。大家不要以为这只是本很专业的哲学书，也不能轻信关先生的自谦之词，以为这本一下子解读甲骨金文和《周易》，一下子又突然说起大脑左右功能的文集，真的驳杂到不可经纬以范之的地步。极简单地说，这本书其实可以告诉大家哲学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都知道，“哲学”一词翻译自“philosophy”，而“philosophy”的字面意思就是“爱智之学”。但中文里的“哲”字又该作何解呢？关先生在全书第一篇论文《从“大克鼎”和“史墙盘”中的“哲”字看哲学》别开生面地给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说法。首先他发现古人写“哲”这个字，有好几种写法，“质”、“誓”、“悊”都是以同音假借的方式表示“哲”的例子，而折断的“折”就是这么多种“哲”的共同元素了。其中玄机在于“折”这种本来很具体的活动可以引申出“断疑”、“明辨”等抽象的概念。先生以类似海德格尔的语源学方法，推论出“哲”的原始意义就是判断和抉择，就是明智地分辨对错和选择是非，好比把一捆茅草折断一样。　

不仅如此，“哲”还可以当做动词来用，例如西周青铜器铭文里的“克哲厥德”，意思是“能于种种处境之中借着断疑和选择以实践自己的德行”。《尔雅》训“哲”曰：“哲，智也”。哲学不单单是研究智能的学问，更是智能地下判断。今人多把哲学当成书面上的玄奥课业，是学究才会干的特种行业。实则它该是解决“生命中的惶惑、人类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人类存在的种种危机”等疑难问题的功夫。如果我们只是把哲学当成辨析概念的游戏，这就真是智能的沦落了。　

我又想起之所以对佛教开始产生真正的兴趣和好感，缘于多年前的一趟博物馆之旅。当时在微弱的灯光之下发现一尊尊观赏佛像于四周的黑暗中渐次开展出点点幽明，整个人就仿佛被送进了另一个世界似的。然后我注意到了他们脸上的微笑，那种笑就像照在他们身上的灯光，介乎有无之间，尽管细微到近乎不存在，但却又决定性地转变了一切，难以形容，唯中文里奥妙的“几”字可以传其神，“知几其神乎”。虽然之前也读过几部经论，约略知道点佛学的基础常识，但我始终迷惑于那种笑。他们到底在笑什么呢？在那一双双合上的眼皮后面，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哲学曾经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所谓苏格拉底的哲学，不只是他和别人对话的方法与其间隐含的辩证逻辑，也不只是他在对话中提出的种种理论，更是他不立文字浪迹街头四处与人闲聊的生活方式。哲学从一开始就不是种书面的研究，还是一种过日子的办法。只不过我们后来都忘了这点，把它变成远离日常的艰深游戏。当年在大学上关子尹先生的课时，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即便是很多人眼中的蛋头学者康德，也不忘区分“学院意义的哲学”（philosophia in sensu scholastico）和“入世意义的哲学”（philosophia in sensu cosmico），并且以后者为尊。　

既然哲学的目的是对准人生的处境，解开其中疑惑，使我们能够过上一个经过思虑的明智人生，那么它能帮我们处理人世最大的难题，帮助我们面对死亡吗？关子尹先生《语默无常》里最叫人动容的一篇论文是《说悲剧情怀》。亲历过丧子之伤的关先生说：“今且设想一个具有一定的哲学修养的人自己生病，并知自己命不久矣，则其哲学智能自然应该产生某一定的力量。”盖古往今来，东西哲人谈论死生者不知凡几，我们总能在其中找到产生力量的资源。可是“今设想患病的不是我自己，而是自己的至亲，而罹患的病又已到了药石难奏的关头，则情形便如何呢……”　　

很令人沮丧，关先生居然发现“如果身罹苦难的并非自我而是我的亲人的话，则就算我一己把问题如何想通亦无助于亲人身心痛苦的解除”。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哲学原来始终是无力的。一个人若投哲学以巨大信心，以为它可以解开世间种种困厄，偏偏却在最需要它的时刻才明白它的局限，他的无力和空虚必定难以承受。　

不过，正是在哲学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才能看到它的本质和它的作用。关子尹先生引西班牙哲人乌纳穆诺（Unamuno）的说法，把这灾难的一刻形容为“理性的怀疑遇上了心灵的绝望”，而“它们的邂逅让我们找到一个新的（慑人的）基础，在这基础上我们或可重新找到安慰”。简单地讲，就是在去除了对哲学无所不能的幻想，放弃了对理性的过大信心之后，我们才能合宜地为哲学与理性划出界限。就像明知人有一死，我们反而更珍惜生命一样，知道了哲学的限制，我们才“更能甘之如饴地欣赏哲学点滴慧解给我们带来的安慰”。更巧妙的是，不再执着于对理性那种凡事皆有解答的迷信之后，我们反而可以更超脱地拥抱人生必经的苦难。这时候，微笑就出现了。　

关先生很欣赏德国学者佩里斯纳（Helmuth Plessner）的《笑与哭》，认为笑与哭这两种极端的情绪表达形式其实都是人类理性无能的反映。遇上不可解的荒诞，我们哈哈大笑；遇上不能避的痛楚，我们嚎啕大哭。可是哭笑毕竟不是常态，真正在人我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其实是微笑。“如果哭、笑是所谓‘激情'的话，则微笑可说是’柔情‘”，乃人类最蕴藉最富深意的表达方式。“微笑基本上虽然是一种情感，却能和赤裸澎湃的激情保持距离”，甚至和“表达”本身保持距离。一个微笑，代表的就是把种种情感安置于一“自制的距离”。“在生命中许多如窘迫、羞辱、悲伤、苦恼，和绝望等处境里，微笑都透显出一超脱的可能”。　

学习哲学，如果学到了一个了知其局限的境界，知道命运的不可抗拒与理智的无能为力，我们或就能测量其间的鸿沟，越出情理之上。虽在人世，又与世间一切相隔，从容而有进退余裕，这是不是佛像脸上的微笑的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