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师手迹《格言别录》（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提供）

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永久值得人们怀念的人物弘一大师，他那离奇的身世，跌宕起伏的人生，给世人留下一串深思与惊叹！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缘，使这位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艺术大师，从那辉煌闪耀的艺术宫殿中，步入清冷孤寂的空门落发为僧呢？

一、大师的天津缘

弘一大师（1880年—1942年），俗名文涛，字叔同。光绪六年九月初四日，生于天津，父李筱楼（小楼）为道光甲辰（1844年）进士，官吏部尚书，早期业盐商，后从事银行业。母王太夫人，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能做诗文。五岁父丧，从兄长受启蒙教育。在生母王太夫人的抚育下长大。少年即聪慧好学，六七岁时，于《百孝图》《返性篇》《格言联譬》，即可琅琅成诵。十七岁时，从天津名士赵幻梅学习诗文骈文，又随唐敬之学习书法及篆刻。十九时，康有为、梁启超掀起维新变法，大师认为“非变法无以图存”。于是自刻一印云：“南海康君是吾师”，然而，变法维新运动失败了，京津当局怀疑他与康、梁有关。为免灾避祸便奉母偕妻全家移居上海。1905年4月大师之母王太夫人逝世，大师悲痛欲绝，亲抚灵柩从上海回到天津经过与兄长“闹了一仗”之后，才争取把亡母灵柩安放在李家大院接官厅正中央，此时，大师痛苦、绝望、凄楚、悲哀。他埋掉了“李文涛”刷去了“李成蹊”的别号，更名李哀，字哀公。大悲痛中亲自为亡母王太夫人天人撰写挽联歌云：

汨半生哀东之长逝兮，感亲思之永垂！

同年七月份，二十六岁的“李哀”，带著对母亲的无限哀思，东渡日本留学。

1911年，大师从日本留学回国，在“天津工业专门学校”任教，这是大师第一次为人师表。然而平静的生活中，突然掀起了一阵巨浪，淹没了祖辈留下的“义善源钱庄”。李家的百万财富，除了在河东的一座住宅外，荡然无存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大师深刻地感受到财富的无常。从此大师的表情更加严肃，衣著也更加朴素了。1912年，大师再一次离开了天津，到上海任城东女学音乐教员，并受聘为《太平洋报》的文艺编辑。自此，大师在天津的因缘，就永远地告一段落。

二、大师的上海因缘

1898年，大师为避免灾祸，而迁居上海的“城南草堂”，与义兄弟许幻圆同居。时大师，“文采斐然，于诗文词赋外，尤好画画”。许幻圆是当时上海新学界的著名人物，由他的推荐，大师参加了由许幻圆、张小楼、蔡小香、袁希廉等组成的城南文化社，并与他们结成金兰挚友。从此，大师在学术界的成就，一发不可收拾。1901年他考入了南洋公学，从当时文坛巨擘蔡元培先生受业，与邵力子、谢无量、黄炎碚等同学，并参加了沪学会。正当大师春风得意之时，孰料他的母亲王太夫人突然病逝，他悲伤至极。第一次离开上海，踏上了留学日本的旅程。1912年，留学回国的弘一大师，在天津遭遇了破产之厄后，再一次告别了七年之久的上海。负责《太平洋报》副刊及广告事宜。此间刊出了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有陈思曾作插图。因大师曾号朽道人，所以当时有人请他们两人“僧道合作”。有了此次的合作，大师又与柳子，苏曼殊，叫楚伦聚会一堂，以《太平洋报》为中心，而发起组织“文美会”，编辑名家书画比较而成《文美杂志》。后因《太平洋报》场面大而收益少，且被警察查封。大师终于再度离开上海，进入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主持音乐与图画两科。《太平洋报》在上海夭折了，但是，大师在《太平洋报》的广告设计，却成为我国近代广告画的先驱之一。

三、大师的日本因缘

大师的日本缘，始于1905年秋，东渡日本留学，大师到日本后，根据自己所长和兴趣，从事艺术方面的研究，撰写《图画修得法》、《水彩画法说略》，刊载于留学生所编的《醒狮》月刊。1906年9月，大师考入日本美术教育学府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大师是中国留学生进入日本美术学校的第一人。他从日本著名的画家黑田清辉学习西洋画，开始了艺术的登攀，进入后，大师学习非常认真刻苦，日本国民新闻社记者特地采访了大师，并发表了题为《清国人志于西洋画》的访问记，对大师的学习行为大中赞赏。留日期间，大师在东京除了学习绘画外，同时还学习钢琴、音乐、外语等。尤其对戏剧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引发了演话剧的强烈欲望。一九０六年，大师与曾孝会、欧阳予倩、谢抗白等创办了“春柳剧社”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天录》、《新蝶梦》、《雪蓑衣》等剧目。大师在《茶花女》中扮演的茶花女，得到了日本戏剧评论家松翁很高的评价。他在《对于中国剧的怀疑》一文中说：“中国的徘优（演员），使我最佩服的李叔同君！”“尤其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本国的徘优所能比拟”。“倘使自‘椿姬’（即茶花女）以来李君仍在努力这种艺术，那末，岂容梅兰芳、尚小云辈驰名于中国的戏剧界……”《茶花女》片段演出的巨大成功，使日本人在赞扬之余，惊为创举，有好几个日本学生也加入了“春柳社”。“可知李叔同君，确是放了新剧最初的烽火。”由此亦可见，大师是中国话剧运动的最早创始人。他对话剧运动的贡献，是应该永远彪炳于新剧运动史册。大师的日本因缘，一直延续到1918年出家后，为了佛学研究，经常通过朋友以及在上海的日本书商内山完造与日本书联系，购求留传在日本的中国佛教典籍和日本佛学著作。1936年，经大师亲自整理的日本大、小乘经律有万余卷，编成《佛学丛书》四册，交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大师手编《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扶桑集释》一书，多达五十余万言，均采揖自日本古本，校勘注释、直到圆寂前仍然笔耕不辍。

大师根据从日本请的古版律学，用了七年时间，圈点南山三大部并讲律修持，精心地撰写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一书，使淹没了七百余年的绝学南山律宗，得以重兴。该书也被称为宋灵芝律师之后第一巨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出版之后，由夏丐尊居士将三十五部交给日本书商内山完造，由内山先生将此分寄赠到日本的东京、京都等大学的图书馆去。

1929年，大师在福州鼓山涌泉寺的藏经楼里，发现了清初为霖禅师所著的《华严经疏论纂要》。此书在日本新修的《大正藏》中，也没有收入。大师慧眼识珍，于是倡印数百部，并以十多部赠与日本各大学和寺院，由此可见，大师与日本因缘之深远。

四、大师的杭州缘

1912年10月《太平洋报》停刊，大师应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之聘，任图画音乐教师。校长经子渊早就对这位艺术全能的上野才子钦慕不已，更兼该校教员：夏丏尊、姜丹书、钱均夫、马叙论、朱光潜等都是文坛名匠，所以学校的艺术气氛十分浓厚。大师的教育方法既严肃又热情，使“莘莘弟子如坐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