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大师开始用人体模特作画，这种新的教学方法，一扫过去临摹的旧习，使西洋画、素描等西洋画方法，步入传统的中国画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伟大的创举，大师还在学生中组织“桐阴画会”，后改为“洋画研究会”和“乐石社”（金石篆刻组织）后改为“寄社”。这些课外的艺术活动，大师都曾付出过不少精力。他为学生介绍外国“人体画”和“日本正则洋画讲义”，编写《西洋美术史讲义》。他热情负责的教学精神，使许多顽皮的学生为之一变，开始爱好艺术了。

1915年，大师应南京高等师范之聘，任该校美术主任教席，他身兼两职，往来于宁杭之间，在大师从事艺术教育的七年间（1912年~1918年），为我国早期艺术教育培养了不少人才。如音乐家刘质平、李鸿梁；古文学家黄寄慈、蔡丐因；漫画家丰子恺；国画家潘天寿、沈本千等等。此七年间，是大师投身于艺术教育成果最为丰硕、辉煌的时期，他创作的《春游》、《送别》、《悲秋》、《伤春》、《晚钟》、《西湖》、《落花》等数十首乐歌，在大江南北流行，数十年久唱不衰。

然而，在艺术成果辉煌、如日中天之时，大师却毅然摒弃了世俗，怀著“肩荷南山（律宗）家业，作将尽绵力，誓舍此身而启道之”的宏愿。于1918年8月19日在杭州虎跑寺正式披剃为僧。这一举动，在俗人眼光中，怎能不感到震惊、叹惜呢？但是，“出家乃大丈夫之道，岂世人可知”？在大师醇厚、博雅的艺术胸怀中，早已觉悟了人生的悲悯，契合了佛陀慈悲的本怀，他的出家是与生俱来的“善根”发展的必然趋势。如在黑暗中探见一盏明灯，向著佛陀光明启开了人生新的航程！
大师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同年九月，在杭州西湖灵隐寺受具足戒，自此，大师以振兴佛教，弘扬南山律宗为己任。视名利如草芥，置个人利害于度外。云水飘泊，萍踪无定。挂单、弘法的寺院多达几十上百处，而从不把那个寺院看作个人私产，一旦离去了此缘便了，并声明终身不作住持、方丈。

五、大师的闽南缘

大师出家二十四年，在福建闽南弘法先后达十四年之久，最后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的晚晴室。这段时间，无疑的是大师弘法利生重要时期。

1928年10月，大师首次到达闽南的厦门。在南安小雪峰度岁后，返回厦门南普陀寺，寓居闽南佛学院共三个月。大师在此结识了性愿、芝峰、大醒、寄生诸法师。并坦然地建议佛陀学院“把英文和算术删掉，佛教却不可减少，而且还得增加。就把腾出来的时间教佛学”。院方接此建设调整课程，学僧成绩果然明显提高。

1930年大师应性愿、广洽法师的热情相邀，二下闽南，于南普陀寺水陆圆满后，暂居南普陀寺功德楼。以一纸《悲智训》的墨宝，使闽南学生相习成诵，教学秩序亦逐渐恢复正常。

1932年10月大师三下闽南抵达厦门，最终定居闽南。这在给本妙法师作的《般若经论解序》中说：“余以宿缘，三游闽南，始于戊辰，次己巳，逮及壬申十月，是为最后。”

闽南气候宜人，生活安定，为大师弘法和著述提供了较为安定的外部环境，且闽南的民风古朴，深为大师所赞叹。大师在闽南的法缘非常殊胜，在大师于1938年给圆净居士的信中说：“今年在各地（泉、漳、厦、惠）讲经，法缘殊胜，昔所未有。”大师在闽南弘法不拘场所，随缘而定。内容宏扩，日期紧凑，效果极佳而富于特色。所讲之处，闻著无不欢欣鼓舞。如1938年在泉州讲《行愿品》时，“听众甚多，党部青年乃至基督教皆甚叹赞。同年四月，在写信给丰子恺居士的信上说：“乃今岁正月至泉州后，法缘殊胜，昔所未有，几如江流奔腾，不可歇止。”

大师的佛学著述大多在闽南完成。1933年8月于泉州点校《南山钞记》完稿，此项工作，“详阅圈点，并抄写科文，改正之讹误，迄今三年，始获首尾完竣。”

同年十一月于泉州开元寺作《南山道宣律祖弘传佛教年谱》。1935年春，于泉州承天寺完成了《藕益大师年谱》，1936年8月，闭关厦门鼓浪屿日光岩别院，校录《东瀛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通释》完稿。1939年4月至1940年10月，大师于永春普济寺校录《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上、中、下三卷。大师的校阅工作极为辛苦，有时倾数月至数年之力。在他于惠安净峰寺写给广洽法师的信中说：“每日标点研习《南山律》约六七个小时”。可见大师论述工作的紧张。大师编撰校注的大批律学著作中，《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和《南山律在家备览备略》最为重要。此外大师尚有序、跋、题记、法事行述等累累著述。

大师在闽南十四年中，极力推动促进闽南的僧教育，培养了大批的佛教人才。1932年、1934年，大师两次受常惺院长之请，帮助整顿闽南佛学院学风，并现身说法，教导青年学僧要“习劳、惜福、持戒、自尊”。后终因学僧纪律松弛，不受约束，而无从入手。因此，大师取《易经》“蒙以养正”之义，创造佛教养正院于南普陀寺。

大师曾于1931年发愿以弘律为己任，故十分地重视并乐于启导僧人自发组成学律组织。1933年大师应泉州开元寺住持转物和尚之请，由厦到泉，集合学僧十余人，于开元寺创建南山律学苑。“学员除了听律以外，并各自阅读圈点南山三大部，以作深入之研究”。

在闽南，大师之书法亦随时日而精进，一改早年形较方扁，稍后略变修长的作风。形成了一种淡无烟火气的独特风格。大师出家后，唯独没有放弃的是书法，他是把书法用来作为绍隆佛法与众生广结法缘媒介。并且把以字结缘看作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演讲再忙，也要抽空写字以广结法缘。1938年4月18日，大师在泉州承天寺致丰子恺居士的信中说：“于泉州各地及惠安，演讲甚忙，写字极多，居泉不满两月，已逾千件”。同年12月15日，大师在承天寺致慈航居士的信中说：“本拟掩关习静数月，乃人事纷忙，意未如愿，到泉州后，已写字五百件左右”。

大师漳州、晋江等地弘法时，大师也常以字广结法缘。

大师在闽南弘法成功，为众人所钦慕。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是他的道德品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他持戒谨严，淡泊无求，一双破布鞋，一条旧毛巾，一领衲衣，补钉二百多处，青白相间，褴褛不堪，还视为珍物。素食唯清水煮白菜，用盐不用油。信徒供养香菇、豆腐之类，皆被谢绝，真正做到一物不遗，一丝不弃。他手书门联曰：“草藉不除，时觉眼前生意满；庵门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

“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是大师在一九三七年倡导的。当时日本侵华的气焰嚣张，大师居厦门万石岩，自题居室为“殉教”室。并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大师以为：“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后厦门遭日机轰炸，弹片入室，大师泰然无惧，诚如他的一首诗云：“亭亭一枝菊，高标矗晚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大师的这种爱国爱教的精神，将永远地值得人们学习与歌颂。

一1942年10月13日，大师习书最后墨迹“悲欣交集”四字，在彻悟止境中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享年六十三岁，法腊二十四。纵观大师一生跌宕起伏，但大师始终以艺术家敏锐的感受力与深邃的洞察力，矢志不移，最后，让我们牢牢地记住大师的谆谆教诲：“要发菩提心，即要发成佛之心，广修一切善行，利益一切众生，具慈悲之心，植成佛之因，以后才能成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