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亚洲宗教者和平会议（筒称“亚宗和”）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第二届大会，邀请中国各宗教派代表组团参加。经研究协商后，决定由李寿葆（基督教，代表团团长）、王神荫（基督教）、沈德溶（基督教，代表团秘书长）、李荣熙（佛教，代表团副团长）、真禅（佛教）、马人斌（伊斯兰教）和石昆斌（伊斯兰教）等七人组成中国宗教代表团前去赴会。

代表团先在北京集中，经短期学习后，暂留北京等待印度方面的签证。可是不知为何签证就是迟迟不来，后来由我以代表团秘书长的名义向大会秘书长（一位印度陆军的退役少将，姓名已不记得了）两次通国际长途电话，才于我们预定出发的当天收到印度驻华大使馆发的签证，因此，我们只得推迟一天改换航班启程。

我们七人先到香港，这首先是因为北京——新德里之间没有直接航班；其次，也是为了便于更换衣服。因为我们离开北京时，气候已经寒冷，而新德里的气候却仍炎热，因此，在香港小住一天，就便于我们脱下冬装改换春装。

我们到达新德里时，已是大会的第二天了，大会对中国宗教代表团能参加这次会议十分欢迎，特地安排中国宗教代表团的团长在大会上致词。我们在北京时已准备了送给大会的一份珍贵的礼品，特由赵朴老请名画家吴作人教授画了一幅正在飞翔的和平鸽，赵朴老还亲笔在画上题了词。代表团讨论后决定由李寿葆团长在大会上用英语发表贺词，礼品则请真禅法师和马人斌教长两位护送。这样安排，是为了体现代表团中三教的团结。我看到真禅法师身着僧装，宽袖长袍，很担心他在走上讲台时会否摔跤。因此，多次提醒他，上阶梯时慢慢走，防止跌跤。他笑笑说：“不要紧，我会当心的。”后来果然圆满完成了任务。

大会的伙食工作搞得不太好。由于大会参加者中有亚洲的各种宗教的领袖，他们的饮食很不相同，有的吃素，有的吃荤，有的清真，因此，安排起来也确是不太容易。可是，自助餐的食品供应不够充分，就餐人又多，往往排队排在后面的人就吃不上什么了。真禅法师和我两人都不愿意同人争先，我们常常排在队伍的末了，等到挨到我们时，许多盘子已空无一物，有一次我们两个人每人只拿到一根香蕉充当一顿午饭。真禅法师好几次对我说“吃不饱”。可是在外国各宗教友人前，他还是精神抖擞地同人交谈，介绍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情况。

大会中通用的语言是英语，中国宗教代表团七人中只有四人会说英语。因此，懂英语的团员除了自己同人交谈外，还替其它几位不懂英语的团员当翻译。我有好多次看见一些外国的法师们拉住真禅法师要同他谈话时，便主动跑过去为他们翻译。我对佛教名词知道得很少，一些佛教名词的英译名是什么，我不知道，因此只能就一般的谈话做做翻译，在进一步说到佛教的有关问题时就无力应付了，只得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一些华裔佛教徒来帮忙，他们既能讲两国语言，又懂佛教名词，做翻译是一点问题没有的。真禅法师周围经常围着一圈外国佛教界的朋友，急切地要同他谈话，他尽管到印度后一时水土不服，但总是笑咪咪地回答外国朋友们的各种询问。

中国宗教代表团内有时也有意见不同，甚至引起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真禅法师总是说：“我们在国外是代表中国的，我们要以国家利益为重，有意见回国后再说，在国外要团结一致。”正是在他的劝解下，矛盾的双方都冷静了下来，使这次出国参加国际宗教界和平会议的工作终于功德圆满，胜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