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时期中赵朴老住在关絅之（关静之之弟）家。关絅之原是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会审官。1926年会审公廨撤消，在家闲居，投身佛教事业。其住处“觉园”内有一个佛教净业社，是上海佛教界上层人士组织的念佛团体，关为付社长。赵在关家治肺结核病期间关常让赵代写应酬，信札诗文等．并教其养子读书。　后关介绍去黄涵之（也是净业杜付社长）主管的上海市公益局（管理慈善团体的机关）当了三个月的办事员。因机构撤消失业，仍回净业社养病。在此期间南传、汉传、藏传三大语系的高僧大德都与他有过交往，使他与佛教结下了深深的因缘。

1934年至1936年间因与同学梅达君相交，受到启发，对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和工农红军有了认识。期间上海成立了救国会，宗教界有沈均儒、马相伯、吴跃宗等参加。当时救国会领导人被捕之事使赵很愤慨，进一步加强了爱国民主思想，并有掩护进步力量的行动。在此期间他参加了上海各界人士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聚餐会，分析抗日形势，宣传抗日主张。团结宗教及各界爱国人士．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风雨同舟，亲密合作的关系。

1937年至1940年任“慈联会”收容所主任，先后设立收容所五十多所，收容难民数十万人，除供给衣食、组织生产自救外，主要向他们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动员青少年进行抗战。上海战争时，向前线作战部队提供人力物力支援，并将作战中走入租界的士兵收容起来，重新送上前线。还曾协助中佛会成立一支僧侣救护队到前方担任救护伤兵工作。

◎他提倡佛教为众生服务的人间佛教，虽然他充分理解，信众烧香、拜佛、求保佑的因缘，尊重他们的信仰方式，但他并不完全赞同。为此，他常与关綗之等探讨、研究，甚至辩论。他在和梅达君等接触中，理解到民族危机的关键，积极投身抗日救亡；他在净业社读楞严、法华、维摩各种经典，不仅喜爱其文字，也深感其内涵之丰富。这两者结合起来，打下了他爱国爱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深厚基础。

他和老居士在一起相处得既有原则，又很融洽。因此不到30岁就当了佛教会的主任秘书，相当于秘书长了。《年谱》中谈到他在1936年成立中华佛教护国和平会，将提倡抗日－－护国，反对内战－－和平的意思都融了进去。他向马相伯、沈钧儒先辈等学习，反映了他既有爱国爱教的思想，又将广大佛教徒联合在一起的行动。作为这一段时间里的工作十分值得学习与研究。同时，在他所说的自己一生所办的几件大事，在这段时间里将难民中的青壮年送往抗日队伍，便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