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2日，首届圆悟克勤禅师暨“茶禅一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昭觉寺隆重开幕。日本爱媛大学教授邢东风在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圆悟克勤禅师周围人物的一点考察》的主题演讲如下：

圆悟克勤（1063－1135）是北宋时期临济宗杨岐派下杰出的禅僧，在中国禅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过，“圣人无常师”，克勤作为一代高僧，他的出现并非孤立偶然的现象。据史传记载，克勤曾经跟随许多高僧参学修行，早年在蜀时，他的老师就有自省、文照、敏行、真觉胜（或作“昭觉胜”）等人，出蜀之后，又先后师从玉泉承皓（1011－1091）、金銮信、大沩慕哲（？－1095，翠岩可真弟子）、自庆藏主、黃龙祖心（1025－1100，黄龙慧南弟子）、东林常总（1025－1091，黄龙慧南弟子）等，最后在五祖法演（？－1104，白云守端弟子）门下开悟得法 。事实上，克勤生活在禅宗盛行的时代，因而有比较充分的机会参谒高僧大德，正是由于这样的环境和经历，才可能使他成为禅门龙象。因此，对于这些相关的人物进行考察，不仅可以具体地了解克勤当时的生活背景，而且有助于认识当时禅林群体的面貌。不过，这种考察需要较大的工作量，因条件所限，本文只考察其中的一个人物，那就是玉泉承皓禅师。

克勤出身蜀地，出蜀之后，最先参谒的就是玉泉承皓，由于这段因缘，承皓便是克勤的老师之一。承皓是北宋时期云门宗禅僧，在禅宗史上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因而目前在各种媒体上不乏报导，特别是“皓布裩”的故事以及他与苏东坡的对话，更是受人瞩目。不过，关于他的情况，笔者尚未见到详细的研究，因此本文根据相关史料，对他的生平以及相关的人物、事件、资料、传说等等进行综合考察。

一、承皓的塔铭

关于承皓的生平，灯史资料中多有记载，其中最详细的是北宋大居士张商英（1043－1121）的《荆门玉泉皓长老塔铭》（以下简称《塔铭》）。该文收录在元代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九，因原文中有若干误字，这里不妨加以订正并抄录于下：

师姓王，眉州丹棱县坼头镇人。天圣元年，依大力院出家，法名承皓。明道二年普度为僧，景祐元年受戒。

庆历二年游方，至复州，见北塔思广禅师　，发明心要，得游戏如风大自在三昧。制赤犊鼻，书历代祖师名而服之曰：“惟有文殊、普贤，犹较些子。”且书于带上。自是诸方以“皓布裩”呼之。

惠南居黄龙，设三关语以接物，罕有契其机者。师教一僧往，南曰：“我手何似佛手？”答曰：“不相似。”南曰：“我脚何似驴脚？”答曰：“不较多。”南笑曰：“此非汝语，谁教汝来？”僧以实告，南曰：“我从来疑这汉。”

熙宁间至襄阳，为谷隐首座。有蜀僧依止师席，师怜其年少有志，稍诱掖之。僧亦効师，制犊鼻，浣而曝之，师见之曰：“我裩何故在此？”僧曰：“某甲裩也。”师曰：“具何道理敢尔？”僧礼拜曰：“每蒙许与，切所欣慕。”师曰：“此岂戏论？与汝半年，当吐血死。”后半年，其僧呕血死于鹿门山，闻者异之。

张商英与承皓相识是在元丰二年（1079），前者当时只有37岁，后者已是七旬长老。他们之所以有见面的机会，是因为张商英早在熙宁五年（1072）就已下放到江陵（今湖北荆州），在那里当了七年的税务官，恐怕当时就已对承皓有所耳闻。到了元丰二年春天，张又恢复太子中允的头衔，在京西南路提举常平司任职　，《塔铭》所谓“奉使京西南路”，指的就是这件事。京西南路的治所就在襄阳，其地距谷隐不远，于是张便慕名拜访承皓。张问承皓继承谁的法门，承皓回答说自己继承的是北塔思广，张又问思广有什么教导，承皓回答说思广不肯对人讲。张觉得承皓的回答很好，于是后来就把承皓推荐给郢州长官，让他到大阳寺担任住持。可是承皓一到郢州，就和当地官员发生了冲突。当时他直接住进了大阳寺，然后才去拜访当地长官。衙门里的官吏责备他不懂礼数，承皓回答说：“我乃山林之人，谁晓得你州县衙门的礼数！”一气之下返回了襄阳。张商英得知此事之后，写信给郢州长官，说承皓是有道之人，不应按照世俗的礼法来责求，应该把他再请回来。郢州长官听从了张的劝请，于是承皓又回到大阳 。张商英是热心的护法居士，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对承皓深怀敬意，而且对承皓的支持也是用心良苦不遗余力。二人后来还有交往，此是后话。

三、承皓主玉泉

1、相关的人物和背景

承皓在大阳只住了几个月，然后就转到了当阳玉泉寺，其时应在元丰二年（1079）下半年与翌年上半年之间。承皓来到玉泉，是应“知荆南”的李审言和转运使孙景修的延请，那么这两位官员又是怎样的人物呢？

“荆南”是指当时的江陵，所谓“知荆南”就是江陵知府。李审言的事迹目前不详，但在北宋时期梅尧臣（1002－1060）、邵雍（1011－1077）、王安石（1021－1086）、范纯仁（1027－1101）等人的著作里都曾提到此人。王安石作有《祭李审言文》一篇，着力赞扬此公在与人交往方面淡泊无私：“交不就利，高明所忌；涖不失宜，孤寡所思。……厥交淡如，唯正無私。” 足见其为倜傥君子。此人与张商英提到的李审言很可能是同一人物，他在元丰年间任江陵知府，与张商英亦为相识。

玉泉寺的关庙古已有之，那么三郎庙又是何时开始出现的呢？根据晚唐范摅的记载，似乎唐代玉泉已有关三郎庙，他说：

玉泉祠，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祠鬼兴土木之功，而树祠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　

范摅所谓“玉泉祠”，显然是指当阳玉泉的显烈祠（关庙），同时他又根据传闻，说此祠名叫“三郎神祠”；然后又交代说这个“三郎”就是“关三郎”，可是没有说明关三郎到底是谁。很明显，在范的笔下，显烈祠与三郎神祠成了一回事。假如这个记载符合事实，那就意味着当时玉泉的显烈祠和三郎神祠乃异名同实，而“关三郎”也就是关羽，换而言之，就是当时玉泉山上只有一座奉祀关羽的祠庙，而无奉祀关羽之子的祠庙。反之，假如当时玉泉寺在关庙之外另有三郎神祠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两个祠庙各为一事，“关三郎”和关羽亦非一人，换句话说，就是范摅的记载把二者混为一谈，不符合史实。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呢？由于记载不足，现在已经很难说清，不过，根据张商英所谓“初，皓老新关帝庙，……后三五年，三郎祠成”的提法，可知元丰四年完成的关庙是重新修建，而此时完成的关三郎庙应系初次兴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承皓在关公信仰的历史上也有独特的贡献，因为作为关公信仰之延伸的关三郎崇拜虽然在承皓之前就已出现，但是为三郎单独建祠加以特别供奉则始于承皓。无论如何，经过承皓的努力，玉泉山三郎祠庙与关庙并存的事实已非常清楚，它在关三郎传说和崇拜的历史上自应占有一席之地。

另外，这两篇文章里都提到玉泉寺的来历，即当初智者大师来到玉泉静坐修道，夜遇关羽化作的山神，经过智者大师的教化，其神归心佛法，施舍此山建成寺宇，供给智者作为道场。玉泉山是关公信仰的发源地，关公显圣帮助智者大师兴建玉泉道场的传说则是关公信仰的具体形态之一。这个传说由来已久，后来几经变化，在历史上形成了不同的“版本”，其中在北宋时期形成的新“版本”，恰恰始见于张商英的《重建当阳武庙记》。在此之前，智顗和关公的互动关系被描绘为前者被动、后者主动，但是到了张商英的笔下，二者的关系被颠倒过来，关羽的形象从此成为佛法附庸 。那么张商英的记述又是依据谁的说法呢？对此，张在《元祐初建三郎庙记》里也有交代：“初，皓老新关帝庙，嘱予记其所以施山、造寺、受戒之始末矣。”由此可见，张在《重建当阳武庙记》里用了大部分篇幅记述智顗和关公的交涉因缘，乃是依从承皓的嘱托，而后者的嘱托又相当具体，要求张把关公“施山、造寺、受戒”的经过统统记述下来，正是因为这样，于是才出现了一个关于智顗和关公互动关系的新“版本”。如此说来，张的记述很可能源于承皓的传授，即使这个新“版本”未必出自他们二人的发明，这项记述的完成也是二人联手合作的结果。因此，在关公显圣传说的演变历史上，承皓也是一位从佛教的立场推波助澜的人物。

四是承皓与寺僧的对话，也见于明清时期的史料。其中最早的是明代后期瞿汝稷《指月录》卷二十四的“荆门军玉泉承皓禅师”条：

一日众集，师问曰：“作什么？”曰：“入室。”师曰：“待我抽解来。”及上厕来，见僧不去，以拄杖赶散。　

这里记述的是承皓的又一个荒唐举动。有一次他把寺众召集起来，大家到了以后，他却去了厕所，等到他从厕所出来，又把众人赶走了。这个记载始见于明代，不知根据何在，但所记之事倒是符合承皓的性格。

总之，在张商英的《塔铭》以外的史料中所见的承皓事迹或语句，有的可信，有的可疑，但都是承皓为人性格的写照。即使明代以后的记载不能作为信史，但也可以反映明清时期人们仍对承皓抱有关心、投入关注乃至津津乐道的事实。

四、结语

承皓固为高僧，但是为人狂怪，因此评价起来就比较复杂。关于他的评价，晓莹继上引《罗湖野录》的文字之后有如下议论：

然为人超放，未易以凡圣议。……皓之唱道，开豁正见，至于示迹殊常，则为不测。人求于往昔，殆邓隐峰、普化之流亚欤！　

这里提到的“示迹殊常”，是指“皓布裩”的故事。邓隐峰是唐代禅僧，马祖道一的弟子，曾参石头希迁禅师，留下著名的“石头路滑”禅话，又曾飞锡解阵，最后在五台山金刚窟前倒立而寂 。普化也是唐代禅僧，盘山宝积的弟子，言语无忌，举止颠狂，曾以驴鸣应对临济义玄禅师，最后自行入棺，脱化而去 。在晓莹看来，承皓的为人超脱放达，很难用凡圣的标准来评议，他对佛法的倡导可以开示真理，但是他那怪异的行为又让人无法琢磨，假如用以往的先例加以比照，那么承皓大概属于邓隐峰和普化一类的人物吧。总之，这些人悟境高超，见地非凡，言语无忌，行为颠狂，超出常人所能，颇具神异色彩，因而在禅门中一向视为异类，也就是说，此一类人圣则圣也，然而又不那么正宗。晓莹对承皓的评价，正是出自传统的立场。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承皓是北宋时期杰出的禅林龙象之一，也是一位道行卓越、善于实干而又带有神异色彩的高僧，他对玉泉寺的建设以及相关历史文化的发展做出过贡献，永远值得尊敬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