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刻藏经》是金代河东南路（今山西省南部）民间集资刻成的一种版本。河东一带地方在北宋末沦陷于金，人民由于身受兵灾的痛苦，很自然地加深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大概就在金熙宗皇统年间，人民生计稍为宽裕的时候，潞州崔进的女儿法珍（这或者是她出家以后的名字）便发起刻大藏经版来做宗教上的功德。相传她还砍断手臂表示坚决的愿心，因而感动了一般信徒，热烈响应，甚至破户、鬻儿来帮助她（现在所刻的经卷里还可以见到一些人捐出他们所有的牲口、木材、布匹等实物的记载）。刻版事业的中心在解州，组织有“开雕大藏经版会”，设于天宁寺（大概就是解州静林的天宁寺）。解州距离当时刻版手工业中心的平阳地区不太远，刻藏会设立在那里，显然是为了事业上的便利。刻版年代记在版片上的，最早是皇统九年（一一四九），最迟的是大定十三年（一一七三）。实际刻版的起讫和此相去不远，即是先后经历了三十年（约一一四八——一一七七）。到了大定十八年（一一七八），崔法珍就已印刷了一部金藏，亲自送到燕京（现在的北京），金世宗予以奬励，特为在圣安寺设坛，给她传授比丘尼大戒。其后不久，崔法珍适应需要，将全副刻版输送到京，收藏于弘法寺。因此，她又在大定二十三年（一一八三）获得赐紫，并加了“弘教大师”的称号（关于这些事实，金章宗明昌四年即一一九三年曾由赵沨撰文记载，立碑于弘法寺。可惜到了明代正统年间便被毁坏而难得其详了，现在只是能见到赵沨的《济州普照寺照公塔铭》说及大定二十九年即一一八九年京师弘法寺早已有了大藏经版这一事实而已。

金藏刻版在元初就因兵火损坏了一半。太宗八年（一二三六）顷，大臣耶律楚材注意到它，以半官半私的性质发动了当时中书所辖地区（山东、山西、河北）长官帮助劝募，并召集了各地寺院里会刻字的僧人到弘法寺补雕缺版。由于刻工拙劣，补版未免草率。此版补刻完成后的一部印本（元中统初约一二六一年所印），连同少数的原刻印本，收藏在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一向未被人注意，以致逐渐散失。直到一九三三年，它才重被发现，经过详细考订而明白了雕版的原委。现在这部印本很好地收藏在北京图书馆。

从现存的印本看，金藏原来编号由千字文的天字到几字，共有六百八十二帙，约六千九百余卷（现存补刻后的印本四千九百五十七卷，原刻原印本十卷），可算是那一时代各种藏经刻版里内容最丰富的一种。所收典籍，依照性质区分，有以下的七部分：

一、《开元录》入藏经，五千四百余卷，四百八十帙（编号从天字到英字）。

二、宋代新译经一（从太平兴国七年到咸平二年即九八二——九九九年所译一百八十七部），二百七十九卷，三十帙（编号从杜字到毂字）。

三、《贞元录》续入藏经（连同目录等一百二十七部），二百七十五卷，二十七帙（编号从振字到奄字）。

四、宋代新译经二（从咸平三年到熙宁六年即一○○○年——一○七三年所译九十部），四百二十三卷，四十三帙（编号从宅字到虢字）。

五、入藏著述一（《华严合论》、《法苑珠林》、《传灯玉英集》、《景佑天竺字源》、《天圣释教录》、《圆觉道场修证仪》、《天圣广灯录》、《祥符法宝录》、《景佑法宝录》、《宝林传》、《秘藏诠》等约共二十部，四百五十余卷，四十四帙（编号从践字到亭字）。

六、宋代新译经三（从元丰元年到政和二年即一○七八——一一一二年所译一○部），四十余卷，四帙（编号从雁字到塞字）。

七、入藏著述二（《华严清凉疏》等三种贤首宗著述，《金刚经疏宣演》等，《法华玄义》等二十九种天台宗著述，《成唯识论述记》等十种慈恩宗著述，《万善同归集》，约共五十余部），四百三十余卷，五十四帙（编号从鸡字到几字）。

在这七部分里，前四和第六部分都是宋刻蜀版的翻刻，但比较其余版本看来，所收宋代新译经最为完全，可说是一无遣漏。至于第五、第七两部入藏著述，因为金藏是私刻性质，不受任何限制，所以在蜀版已有各种而外，还收入一些当时北方流行的书。这像贤首宗的《合论》、《清凉疏》等，慈恩宗的《百法义忠疏》、《瑜伽义演》、《瑜伽论记》等，都是珍本。其中《瑜伽论记》依据的底本，还是高丽义天入宋搜罗章疏时发现的草稿到宣和四年即一一二一年才校定付刊的初刻。此外又保存了几种向来仅见着录的宋代经录，如《祥符法宝录》和《景佑法宝录》以当时传法院的实录为依据而编纂，不但记载翻译，并还涉及求法、贡经、译场职事更迭以及著述入藏等等，当然都是很好的佛教史料。

金藏的版式，在《开元》、《贞元》两录入藏经和宋代新译部分都是蜀版原式，每版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版首另有一行刻经名、卷第、版号、帙号等（印本通作卷子式，但仍可折成梵册式以便翻阅）。版心尺寸也同于蜀版，高二十二公分，宽四十七公分。著述部分，形式比较复杂，版心大小不一，行格也从二十二行到三十行，每行十五字到二十七宇，种种疏密不同。偶然还夹入册页式（如《天圣释教录》、《传灯玉英集》等），具有行线、中缝。这些大都是从单行本收入，即照原式翻刻，所以形式上很参差。版心尺寸不一，但一般都较其余各部分的尺寸为大。

金藏基本上可说是整个宋刻蜀版的翻刻（连同絶大部分的著述在内），所以它和蜀版的关系最深。它保存着蜀版原来很多的缺点，又有天禧以前未被禁止流行的《频那夜迦经》，可见它依据的蜀版是接近于初印本的。现在蜀版和从它翻刻的高丽初雕版印本都已散佚殆尽，那么，有这部金藏印本保存它数千卷原来的面目，在版本上、校勘上，实在有其宝贵无比的价值。至于它对其后版本的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元代的弘法寺版藏经（简称《弘法藏》）。因为金藏刻版原藏于弘法寺，元初经过彻底补雕，比较完整，元世祖至元初迁都燕京之后，便将它重加整理，收入一些契丹藏经中特有的本子像慧琳《一切经音义》等（契丹统治着中国北方时，它的势力没有扩及河东南路，所以在金藏的刻版上丝毫未受契丹藏的影响；元代注意到此，才加以补充）。同时又删去宋代皇帝一些著述，像太宗的《法音前集》等。这样构成了元代的官版藏经《弘法藏》，实际只是金藏的蜕化而已（《弘法藏》的内容，从现存《至元法宝勘同总录》里所引的《弘法入藏录》可以完全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