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金藏》的补刻

《金藏》经版安置于弘法寺后，在金代有记载的印经活动至少有过两次。时至元初，由于经版部分损坏而进行补雕。补雕《金藏》在现存《金藏》题记中有明文记载，蒋文对此亦有详尽考证。问题是补雕的年代。从《金藏》题记中“宣差大名府路达鲁花赤纳邻蒙古提举补修雕造”一语看，补雕《金藏》事当在1224至1271年间。《金藏》题记中见于这一时期有记年的题记还有六则，其中四则为壬寅年（1242），另有戊戌年（1238）一则，癸卯年（1243）一则。这说明补雕《金藏》最集中的年代应在1242年前后，此时正值元太宗执政时期。这与《至元辨伪录》卷五中“太宗则试经造寺，补雕藏经”及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所录“补大藏经板疏”诗所表述的年代大体相合。然而发现于河北曲阳的一则〈觉辩大师源公塔铭〉云：“都城弘法寺补修藏经版，以师为提领，三年雕全，师之力居多焉”。此铭文撰于“大朝戊子岁”。据收录此铭文的《曲阳县志》推算此年为金正大五年（1228），即成吉思汗去世的第二年。是年其四子拖雷监国，元太宗尚未立汗。此塔铭指出了元初补雕弘法《金藏》这一实事，但把时间说在元太祖之时，且已完成。这与现存《金藏》的实际补雕年代不符。我认为这不是铭文的错误，而是推算者的误识。据铭文，觉辩坐化于丙午年（1246），塔铭不可能立在觉辩去世前十八年，因此“戊子岁”应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此年虽距觉辩死已有四十二年，但后人在先师故去数十年后为其立碑事还是有过的。

（五）《金藏》的校补与《弘法藏》

《金藏》补雕后曾有印本行世，此即金藏大宝集寺本。此本何以会运藏西藏，这里不再详论。大宝集寺本刷印于蒙哥丙辰年，说明补雕《金藏》在蒙哥时代已经完成。这样，就又有了一次校补问题。《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载：“弘法寺藏经经版历年久远，（世祖）命诸山师德校正讹谬，鼎新严饰补足，是传无穷。”对此宿白教授文中有专门论述。他认为元世祖主持的这次《金藏》的校补，首先是增补了“弘法入藏录及拾遗”，编入的经律论七十五部二五六卷；其次是“蕃汉对勘”，并指出“至元录即世祖校补弘法旧版后之详目，亦即元弘法藏”。我们据此与现存《金藏》作了核对，发现《至元录》与现存《金藏》并不是一回事，出入很大；《至元录》中所云弘法入藏录也与现存《金藏》有相当差异。对此作何解释呢？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这次校补不是据弘法入藏录进行的；再一种可能是确有一种新的弘法大藏的雕造，其目录即弘法入藏录。日本学者小野玄妙就持这种观点，这与宿白教授的观点不同。小野所云《弘法藏》是在弘法旧版基础上重新雕造；而宿白教授所云《弘法藏》则是弘法旧版的增补。《弘法藏》问题不是现在才提出的，元至顺三年（1332）吴兴妙严寺所刻《大般若经》卷一的题记中已有“大都弘法”之称。如果是重新雕造，在弘法寺就会同时有两副大藏经版，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第一，如果是重新雕造必为官版，其刻造年代当在元世祖校补《金藏》完成的至元二十四年（1287）前后，其经版不可能在短期内损坏。然而就在此后不到二十年的大德年间，京师高僧溥光传只知“藏经板本在浙右”而不知或不重视在京城有《弘法大藏》事，说明《弘法藏》絶非新雕官版。第二，有确凿证据说明在世祖去世不久的元仁宗至文宗年间，元官方确曾新雕过一部官版大藏，版贮官署金王府。近年发现于北京智化寺的几卷元藏就是这种藏经的残存部分。我认为，所谓《弘法藏》就是经元初补雕的《金藏》，只因历时久远，人们已不了解它从晋南运藏弘法寺的这段历史；加上缺少检校之人，使《金藏》的雕印史鲜为人知，故世人只知有大都弘法而不知有崔刻《金藏》。也因弘法经版残损严重，虽经校补仍难以官版面世而受到冷遇，故此在世祖去世后元政府又进行了一次官版大藏的雕造。再拿《至元录》与智化寺元藏比较，发现二者十分接近，而《金藏》与《至元录》相比，编次相差五十余字。很显然世祖命诸山师德校补弘法经版，目的是要编辑一部权威性的官版大藏，但未能实现，只编了一部《至元录》。这一愿望在仁宗至文宗朝才得以实现。现存《金藏》在中统三年（1262）即已运至赵城，说明它与世祖校补弘法《金藏》关系甚微。

（六）《金藏》的底本

蒋文云：“崔氏刻藏最为一目了然之特色者，即在覆刻北宋官版大藏经。”这是数十年来学界推崇《赵城藏》的主要原因。《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刻本大藏，现仅存十三卷。《开宝藏》全貌只能从《开宝藏》刻印后留下的资料来推断，其中当数成书于宋崇宁三年（1104）的《大藏经纲目指要录》。这是惟白阅《开宝藏》所集的一部提要式著作。我们将现存《开宝藏》与《指要录》核对，帙号无一差错。拿现存《金藏》与《指要录》对照，它们无论在帙号、分卷及内容方面几乎完全一致。在重编《中华大藏经》过程中遇到一些难以解释的疑问，如《金藏》的千字文编次在《大般若经》后与宋元诸藏均异；晋译《华严经》诸藏为六十卷本，《金藏》为五十卷本。按照一般的情况应查对《开元录》，但《开元录》在上述问题上与宋元诸藏同，《指要录》却与《金藏》一一吻合。这说明《指要录》是《开宝藏》的实录，而《赵城藏》则是《开宝藏》的覆刻藏。《指要录》止于“英”帙，与《金藏》“天”至“英”四八〇帙的内容全同，这是《开宝藏》初雕本的内容。《开宝藏》初雕本完成后的一百余年间陆续有所增补，如惟白所述，当时的“官印版”又增加了经传三十帙和未入藏的二十七帙。现存《金藏》的个别经本中留“大宋咸平元年（998）奉勒雕造”、“绍圣二年（1095）雕造”及大宋景德元年（1004）、天圣三年（1025）、六年、九年等原雕经题记及译经、讲经题款，表明《开宝藏》的续刻持续到宋哲宗年间，而这百余年续刻的内容亦已反映在《金藏》中。现存《金藏》“杜”至“毂”帙的北宋新译经即惟白所云经传三十帙；“振”至“奄”帙的宋以前翻译经论即惟白所云未入藏二十七帙。此外金藏收录的“岫”至“亩”帙的天台宗著述及“我”至“劝”帙的法相宗著述是宋仁宗天圣四年敕命“编联入藏”的；“起”帙以后的其它史传著述亦有奉敕入藏的记载。总之，《金藏》是《开宝藏》的覆刻藏是毫无疑问的。这不仅在内容方面，在版式上亦可作印证。现存《金藏》前四八〇帙及续刻的经传三十帙和未入藏二十七帙均为卷子装，每版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这是《开宝藏》原式。至于其后的其它著述类典籍则多有不同，有的与发现于应县的《辽藏》极似，有的与福州版大藏相近。此种情况是反映了《开宝藏》原貌，还是另有原因，尚难论定。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典籍中有相当部分是未经传世的孤本珍品，说明《金藏》内容在《开宝藏》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从而使它的收经总数达到七千卷之巨。这是宋元时代其它任何大藏所无法比拟的；这也是我们选用《赵城藏》作底本重编《中华大藏经》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