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赵城金藏》的发现

1933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理事范成在山西访经中，在赵城广胜寺首次发现了《赵城金藏》。1934年秋，为详其究竟，蒋唯心赴广胜寺"检校"经卷，并据之撰写了《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经范法师发现，蒋氏检校的《金藏》"依千字文编帙，自天字至几字，凡六百八十二帙。……原藏应有七千卷，今纔存四千九百五十七卷。"《赵城金藏》发现后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三十年代，北平、上海的僧俗学者将其中未经传世的四十六种经论撰述，以《宋藏遗珍》为名影印出版；还将一部《楞严经》按原尺寸影印了四百部，分藏于各大寺院。

（二）现存《金藏》概况

1949年运交北京图书馆的《赵城藏》是四三三〇卷又九大包残卷，以后又陆续有所收藏，到目前为止北京图书馆的收藏总数是四八一三卷。《赵城藏》自发现后多有流散，故地方图书馆亦有零星收藏，据调查这类收藏共四十四卷，其中有流落德国的一卷。1959年在西藏萨伽北寺又发现了三十一种五五五卷金藏印本。北京大学宿白教授因之撰写了《赵城金藏和弘法藏》一文。这部分金藏刷印于蒙哥丙辰年（1256），印成后安置在燕京大宝集寺。经核对，萨伽寺发现的金藏与广胜寺金藏是同一刻本的两种印本，因此我们把这种印本称为"金藏大宝集寺本"，而把现存北京图书馆的金藏称为"金藏广胜寺本"。此外，现存北京图书馆的金藏并不完全是同一印本，其中有金大安元年（1209）的印本，印本上盖有"兴国院大藏经"印章。此印本现存八卷，我们称为"金藏兴国院本"；另有七卷亦区别于多数经卷，我们称为"金藏天宁寺本"。

（三）《金藏》的雕版

《赵城金藏》的发现是现代佛教文献史上的一件大事。金元以来的著作中也有过几条记载，但均被作了错误的解释。如明人陆光祖为《嘉兴藏》作的序中称："昔有女子崔法珍，断臂募刻藏经，三十年始就绪。当时檀越有破产鬻儿应之者。"此序所云崔法珍即金藏的募刻者。但后人说她是宋《碛砂藏》的募刻者；日本学者则称她为明人，所刻藏经为明《嘉兴藏》。如此误解在《赵城藏》发现之前一直是作为悬案而无法得到证实。
初步统计，现存《金藏》中见于卷尾及版行间的施经题跋约一四〇余条，其中有年代可考者四十二条。这些题跋大致可说明如下问题。

（1）广胜寺发现的大藏经刻造于金代。从四十余处有记年的施资题跋中知道，其刻经时代处在金熙宗至世宗时期（1139～1172），涉及天眷、皇统、大德、贞元、正隆和大定六个年号，前后三十余年。最早的年代是天眷二年（1139），见鸣帙《妙法莲华经》卷三、卷五、卷六、卷七。这四卷经现存上海图书馆，其中两卷卷首有标有"赵城县广胜寺"题字的扉画，说明它们确为《赵城藏》印本。蒋唯心曾提到日本人憍川时雄见过天眷年印造的《妙法莲华经》卷七，但他自己"未见此本"。因此他把《金藏》雕印的最早年代确定在皇统九年（1149），其根据是见于日帙《大般若经》卷八十二的尾题。

（2）这部大藏经是由私人募资雕造的。《金藏》雕刻的施资者絶大多数为晋南诸县村民，涉及县级地名二十余个，比较集中于晋西南解州的夏县、安邑、河津等地。在一四〇余条施经题记中有明确地名而与解州有关的三十余处。据题记，主持雕经的组织称"天宁寺开雕大藏经版会"；此天宁寺在安邑境内。这即是《解州志》所载解州西二十里的静林山天宁寺。就是说《金藏》是以解州天宁寺为中心，由解州所属各县及临近的长治（潞州）、临汾地区及毗邻的陜西个别地方的村民共同施资雕造的。施资者有施财数千贯雕经数十卷的大户，也有仅能施财雕经一版二版的贫苦农妇。有的将自种的树、自织的布、自养的骡，甚至一把雕经的刀子作为资产奉献出来雕造经版，充分反映了晋南信佛教的百姓雕经的热情。

（3）是谁首倡并组织了这一庞大的雕经事业呢？这就涉及崔法珍其人。事实上崔法珍的事迹并没有被史书淹没。《永乐大典》卷四六五〇有如下记载："弘法寺在旧城。金大定十八年（1178）潞州崔进女法珍印经一藏进于朝，命圣安寺设坛为法珍受戒为比丘尼。二十一年以经版达于京师。二十三年赐紫衣弘教大师，以弘法寺收贮经版及弘法寺西地与之。明昌四年（1193）立碑石。"此记载指出，崔法珍为金代潞州人，她确曾集资刻过一部大藏，并将印本及经版进奉朝廷，经版收贮在燕京弘法寺。现存《金藏》的施刻题记中涉及潞州的近二十条，刻经范围均为重要的大乘经论，说明地处晋南的潞州是《金藏》雕造最积极的赞助地区。我们有理由说，在同一时期由崔法珍向朝廷呈送的大藏经只能是晋南百姓共同雕造的《金藏》，而它的首倡者就是潞州人崔法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