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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的认识里，佛教僧人是“形若槁木，心如死灰”的一类人，不知人间冷暖，不对社会关心，更不管什么国家兴亡。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出家人虽然舍家别亲以追求智慧解脱为第一要务，可也绝非“一心只修圣贤行，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除了“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的终极追求外，还对现实的世间念念在心，甚至多有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奋不顾身为国效劳的人。

清朝末年，列强入侵，国弱民乏，于是许多佛教志士爱国热情高涨，追随革命风潮对满清封建统治与西方列强的侵略进行了爱国斗争。敬安、宗仰、苏曼殊、华山、意周、栖云、铁岩、玉皇、太虚等不同程度卷入反清革命。

敬安法师，1851生于湖南湘潭，早年参禅有所启悟，后工诗词频有成就。敬安法师得深得禅宗心法，以禅入诗，写出大量传世诗篇，集为《八指头陀诗文集》共18卷1900余首，是近代僧界诗坛的巨擘。敬安法师身虽在佛门，可是心萦国家，一生都以“我虽学佛未忘世”，“我已辞家犹悯世”的精神为其本愿。他诗歌中表现出来的忧国忧民、不堪外辱的忧患意识，磨砖作镜，卧薪尝胆的奋斗精神，以及“毁家兴学”、“银河待挽”的爱国主义热情，在当时的中国佛教界没有人能够比拟。

敬安法师交往的人极广，上至一品大员，下至朝野名士；内至佛学大师，外至着名学者；早至为戊戌变法的仁人志士，后至革命党人，几乎都有。他的爱国思想还影响了这些名人志士，使他们在民族救亡的运动中也能够激流勇进。后来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元年他被推为中华佛教总会首任会长。

苏曼殊的一生始终贯穿着大乘佛教入世度生的积极精神，他虽然投身佛门研修佛学，可是一点儿也没有忘记世间的疾苦，国家的兴衰。

在直接卷入到革命战争中的僧人里，华山与意周两位都是浙江人，并且都是富有正义感，是热忱爱国的僧人。华山推崇谭嗣同、章太炎等革命志士，主张佛教革新，以传播革命思想着名，曾对太虚大师影响很大。意周于清未之时，就加入了革命党，他利用自己住持的寺院白云庵，为杭州的革命组织建立了一个秘密据点，便于革命党人的联络与交通。有时他还借僧相的掩护，直接为革命党人传递书信，接送装备。辛亥革命成功后，他投身而退，隐居深山。抗日战争爆发，他虽已年衰，依然不忘救护我地下工作同志，被日本特务发现，四处追捕，他再度隐潜深山。华山意周，以身相许投入进步革命事业，可谓是佛门中的豪杰傲骨志士。

铁岩法师认定建立共和与振兴佛教是相辅相承的工作，以这种思想与各寺有志革命的同志相互勉励。在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拍卖庙产，以其所得，召集各寺青年僧众及护法居士，组成了浙江僧军，准备进攻杭州，当时这支队伍拥有500余人，200多枪，是绍兴一带屈指可数的革命武力。上海玉皇法师连络了当地七个佛寺的比丘与沙弥，以及有志于革命护教的居士，也组织了一支上海僧军，接受都督陈其美的指挥，担任实际的作战工作，这支僧军有700余人，枪械齐全，纪律严明，在攻克上海宝山等地后，又参加了光复南京的战斗。西安光复之时，也有许多僧人与革命军并肩作战。在北伐战争中，北伐军首先出师的湖南，佛教徒竭力拥护，湖南民众佛化会提出以“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精神努力革命”的口号，释晓观、开悟组织了千余僧众加入国民革命军。

太虚法师也与革命密切，他随同盟会会员栖云至广东双溪寺做住持，参与筹备广州起义的密谋活动，黄花冈起义失败，栖云被捕入狱，他营救未果反而受到追捕。

辛亥革命中佛教僧伽的表现，说明了僧人不是一个只关心自己生死的狭隘修行者；说明了佛教不是一个只重来世的理想主义宗教。佛教是一个出世而不离世的智慧解脱之教；僧人是一群在追求解脱的同时也关注民众的慈悲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