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相磊：高僧义净西行求律说之再考察

而且，义净在回国之前就已将这部特别详细地记载印度、南海佛教的僧伽制度和戒律规定的书先行寄回国内，即在天授二年五月十五日，义净在南海室利佛逝国派遣大津法师将之带回国内并上呈给了朝廷，这也表明义净急切地希望中土僧团能意识到自身在律学、律制上的失当，并进而依他的主张更改之。

可以说，正是这种思想变化使得义净在印度求法过程中收集准备带回国的梵本佛典时，对戒律文本多有关注，在其“所将梵本三藏五十万余颂，唐译可成千卷”的佛典中，律典最多；促使他在那烂陀寺求学时，就翻译出了一部律，即《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也决定了他回国后的作为，即其回国后的翻译佛典以及其他活动都是围绕弘扬戒律这一中心而展开。

三、义净的回国弘律

武周证圣元年(695)归抵洛阳之后，除去与帝王打交道之外，义净几乎将全部精力和时间用在了弘扬戒律上，具体为翻译、讲弘他所携归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

回国后的义净忙于佛典的翻译，其所译涵括经律论。《宋高僧传》以“传度经律，与奘师抗衡”称赞之，并指出其译著共61部，239卷。不过，《宋高僧传》对义净译作的统计来源于《开元释教录》，而《开元释教录》并没有完全收入义净所译的佛典，所以，义净所译佛经远不止于此。

义净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大翻译家，不过，“净虽遍翻三藏，而偏功律部”，即义净所译虽遍三藏，但以律藏为主。汤用彤先生就曾以“特致力于律部，声名极一时之盛”评价之。义净“从印度携回和他一生所译佛典，律最多，以卷数论，占总数的四分之三”。可见其用心之处在于弘扬戒律，而其所弘扬之戒律则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义净翻译的此部律典共18部，206卷，现今皆存。

义净又译出根本说一切有部跋窣堵(即律中犍度跋渠之类)约七八十卷，“但出其本，未遑删缀，遽入泥洹，其文遂寝”，所以这部分内容具体为何，今已不得而知。正是义净的努力翻译才使中国佛教（此处指汉传佛教）拥有了系统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其功不可不谓之大。

翻译佛典的译场也是讲解佛典的场所，在翻译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的过程中，义净自然会采取随译随讲的方式，这样在当时也就形成一个以义净为中心的翻译、研究和弘传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的队伍。

在译经之余，义净也授徒讲律，常把日常重要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仪教授学徒。他亦在翻译之余以《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为指导思想而撰写了与律仪有关的实用而简明的《别说罪要行法》、《受用三水要法》和《护命放生轨仪法》等文章，希望中土僧人能够研读并依之行持，并在此律典中“抄诸缘起，别部流行”，抄出《摩竭鱼因缘经》等共四十二经四十九卷来弘传此部律。

除此之外，他还于长安四年（704）主持了洛阳少林寺重结戒坛事宜，并撰写了《少林寺戒坛铭》。他设坛传戒以实践并传播《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为的是使中土僧团“受戒忏仪，共遵其处”，进而达到“羯磨法在，圣教不沦”之目的。

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义净西行求法之前、西行求法中以及求法回国后的思想状态和各种活动的考察，可以看到，义净在西行求法之前的国内学修遵循的是先学习戒律后学习经论的传统的僧人学修之路，年轻的义净在这一时期尚处于求学阶段，思想并不成熟，尚未从戒律问题入手来考虑整个中土佛教的发展大局，尚未树立专攻律部、弘扬戒律的志向。即便是在他西行出发之时，情况仍是如此。因此，他的西行入印动机之一虽然是“学问求经”，但其具体内容并不明确，并不像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义净西行是不满于当时中土佛教僧团的学律持戒状况，其志在求取戒律以匡正中土佛教的时弊，即义净西行有明确的目标，其所求之“法”为戒律。不过，在西行求法过程中，中印佛教在律学、律制上的巨大差异刺激了义净，使其思想发生了变化，并影响了其回国后的作为，即他开始从戒律方面着眼思考整个中土佛教的发展前途，并决心专攻律部，希望回国后弘扬戒律，用印度的纯正律制来纠正中土僧团实践上的失当之处，重振中土佛教的律风，使中土佛教与印度佛教相媲美。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改斯故辙，务轨新踪者，即可谓蝉联少室，架鹫峰而并峻，栉批王舍，通帝乡而共围。鸿河则合泚于文池，细柳乃同晖于觉树。变桑田而腾茂，尽劫石而扬辉”，即达到“齐鹫峰于少室，并王舍与神州”之目的。义净在这一阶段中的这种变化、这种立志弘律集中表现在这一时期他在海外所撰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因此，不能根据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对中土律学、律制的种种批判以及他回国后的弘律行为，来断定义净西行赴印是从戒律方面着眼，以解决中土的佛教律学、律制问题。义净在西行求法中的思想变化使得其入印学问求经的具体内容明确化，也决定了他回国后以弘扬戒律为中心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