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相磊：高僧义净西行求律说之再考察

其次，从义净所自述的其在西行之前的国内学修来看，其国内学修遵循的是先戒律后经论的传统的学修路径，并没有立志专攻律部、敷扬律教。义净关于其在西行之前的国内学修的自述，在此可以看到，在义净受具足戒不久，其师慧习便向义净悲叹了当时僧人守戒持律状况、教导义净要保护戒体、严格持守戒律，并为义净制定了先学习戒律后学习经论的学修之路。这是一条传统的僧人学修之路，因为戒律是销业之本，为定慧之基，是三学之首，而且这也是佛教律文所明确规定的，即戒律明文规定僧人受具后要“五夏学律”，如“十诵中，律制比丘，五夏已前，专精律部。若达持犯，辨比丘事，然后乃可学习经论。”

而义净则谨遵师命与传统，在受具后的五年之间专心学习戒律，在明白了僧尼行为准则，并能讲解戒律、具有了在僧团中独立生活的能力之后，才学习经论；也是在这五年学律之后，义净在其师的鼓舞下开始外出游学，广学经论，即他所自述的“每亲承足下，不行远听。

在学修中，义净通过其师的教诲以及自己的学律和外出游学时的见闻，应该对当时中土的佛教戒律问题有所了解。而且，这一时期的义净的确是学习戒律，严格持戒，勤护戒体，无有“亏违”，“乞食一飡长坐不卧，虽山寺村遥，亦未曾有废”。这也可从他西行求法之时在南下广州的途中坚持“坐夏扬府”中看出。尽管如此，我们也很难断定，西行之前的义净已经立志专攻律部、弘扬戒律了。因为，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义净遵循的只不过是先学习戒律后学习经论的传统的僧人学修之路罢了，并未专于戒律、立志敷扬律教，相反，很可能对经论更感兴趣；至于其重视戒律，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依律奉行，只是由于他意识到了戒律对其自身的重要性而已。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年轻的义净尚处于求学阶段，思想并不成熟，尚未从戒律问题出发来考虑整个中土佛教的发展大局，尚未树立专攻律部、弘扬戒律的志向。

除了以上义净的自述之外，在后世关于义净的文献中也没有关于义净西行是为求律的说法的记载，这都表明在西行之前，义净的入竺“学问求经”的具体内容并不明确。

二、义净的海外立志

但是，义净专攻律部、弘扬戒律确实是一个事实，那么，义净是在何时将注意力放在戒律上并决心弘律的呢？

本文认为西行求法是义净人生和思想的转折点，在二十多年的西行求法生涯中，义净思想成熟，并找到了其人生目标，即弘律。在这二十多年的国外生活中，尽管义净也多处访师求学，学习了瑜伽学和因明学，不过，他居住在那烂陀寺里有十年之久，这使得他对佛教律制和印度僧人的日常生活有深入的认识和深刻的体会。其结果便是他发现印度的佛教律制、僧人学律持戒与中土有很大差异，发现中土佛教律制和僧人的学律持戒存在着种种问题，如杂用诸律，律学义学化、经学化以及律制在流传中的诸种错讹等等。

中土佛教与印度佛教在律学、律制上所存在的巨大反差给义净带来很大震撼，对此，他无限感慨地“叹曰，昔在神州，自言明律。宁知到此，反作迷人。向若不移步西方，何能鉴斯正则？”正是中印佛教在戒律上的这种差异刺激了义净，于是，他开始从戒律问题出发来考虑整个中土佛教的发展大局，开始注意戒律方面的规定和僧伽内部的制度，并最终决心专攻律部，希望回国后弘扬戒律，用印度的“正统”典范，来纠正当时中土的佛教戒律实践上的失当之处，矫治时弊。而集中体现义净在这一阶段上的这种思想变化的则是他于回国途中所撰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一书。

《南海寄归内法传》的撰写标志着义净的思想转变的完成，是义净立志回国弘律的表达。此书是义净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其在返国途中停留于室利佛逝国时所著，即义净所说的“谨依圣教及现行要法，总有四十章，分为四卷，名《南海寄归内法传》”，其撰写时间大约是在垂拱三年（687）到天授二年（691）之间。该书是义净多年游历印度与南海之后，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对当时印度和南海僧徒的日常法式状况的实际记录。它以“内法”即佛教戒律为中心论题，共分四卷，有四十章，除卷二“尼衣丧制”两题合一之外，基本上是一题一章，并且其每一章在介绍西方寺院、僧人某个方面的情形后，义净都要与中土寺院、僧人的情形进行对比，提出批评意见。在书中，他也明确表达了希望中土僧人奉行、推广他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关于律制、律学的主张，即“愿诸大德兴弘法心，无怀彼我，善可量度，顺佛教行。勿以轻人，便非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