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相磊：高僧义净西行求律说之再考察

编者按：2013年11月1日至3日，云南省佛教协会与大理崇圣寺联合举办2013崇圣论坛，全国著名佛教文化专家、大德高僧发表真知灼见，共论云南佛教在中国国际文化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贵州财经大学副教授冯相磊发表了题为《高僧义净西行求律说之再考察》的主题演讲，论文全文如下：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后，沙门朱士行于曹魏甘露五年（260）从陆路出发，开西行赴印之先河。其后，中土佛门僧俗前赴后继，或渡流沙、越葱岭，经西域诸国从陆路赴印度；或历风波、渡重溟，经南海诸国由海路抵天竺，使这一西行赴印活动持续了几百年。此便是梁启超先生所赞称的中国的“留学运动”。而在这诸多的不畏险阻艰难而赴印的中土“留学生”中，最著名、最有成就、影响最大的三位则是东晋法显、唐代玄奘和义净。义净与其他留学生一样，其西行入竺有其自己的动机与目的。不过，在这一问题上，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国内学者大都主张义净西行赴印志在求取律藏，其目的是以纯正的印度戒律来匡正中土佛教的时弊。这种看法——笔者称其为“义净西行求律”说——已成为学界在义净西行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共识，但是，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因此，笔者将对义净西行的动机和目的再作一番检讨，以期作出尝试性的解答，并求正于方家。

一、义净及其西行初衷

高僧义净是与法显、玄奘齐名的西行求法僧，也是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齐名的大翻译家，还是“妙达毗尼，改律范之妄迷”的“空前绝后的中国大律师。”其俗姓张，本字文明，唐代齐州山荘(今山东济南长青)人，生于唐贞观九年(635) ，义净七岁时在齐州城西四十里许的土窟寺出家，师从善遇法师和慧习禅师；二十一岁时受具足戒，正式成为一位僧人。其后五年广学律典，之后又出外游学。唐高宗咸亨二年(671)，三十七岁的义净从广州泛海南行，开始了二十多年的西行求法生涯。他在印度及东南亚诸国瞻礼圣迹，各地参学，并详考各地僧团的戒律与制度，最终于武周证圣元年(695)携带梵本三藏近四百部、合50余万颂归抵洛阳。武则天“敬法重人，亲迎于上东门外，洛阳缁侣，备设幢幡，兼陈鼓乐，在前导引，敕于佛授记寺安置。”回国后的义净将绝大多数精力和时间用在了译经事业上，成为继玄奘之后的又一位被赐封为“三藏”的中土译主。他先后跟随武则天和唐中宗在洛阳、长安两地翻译佛典，直到玄宗先天二年(713)卒于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除了翻译佛典，义净还撰写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著作。

义净很早便有入竺求法的念头，他自述说：“十四得沾缁侣，十八拟向西天，至三十七方遂所愿。”不过他晚年临终时的说法则稍有不同：“年始一十有七，思游五印之都。”而智升在《开元释教录》中则说他“年十有五，志游西域”。但不管是哪一年，都表明很年轻时义净就有了入竺求法的想法。其后，义净始终没有放弃这一愿望，并积极寻找机缘以促成之，最终在其三十七岁时使之实现。之所以如此，一是义净深沉的佛教信仰热忱所致，二是深受前辈求法僧法显和玄奘西行求法事迹的影响。《宋高僧传》便称其“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而义净自己在其《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对法显和玄奘充满了无限仰慕之情，并始终将他们作为自己的榜样。尤其是玄奘，他与义净同时代并年长义净三十多岁，其西行求法的成功及回国后的声名显赫对义净的鼓舞更大、更直接。在义净刚十一岁时即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在印度游学十几年后回到长安。这在当时是一件轰动朝野的事。此时的义净尽管年纪不大，但已开始懂事，至少从其老师那里听闻了玄奘法师的事迹。而在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玄奘这位著名的求法僧、大翻译家、中土唯识宗的祖师在长安示寂，而其葬礼极为隆重。此时义净三十一岁，且正在外游学，很可能就在长安。果真如此的话，义净应当参加了玄奘的葬礼，在送葬的“百余万人”之列，更甚或是在夜宿的“三万余人”之中。玄奘的葬礼一定给义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促使义净更加坚定西行求法的决心。

正所谓“玄奘西征，大开王路，僧人慕高名而西去求法者遂众多”，义净便是其中之一。后来，他也效仿法显撰写《佛国记》、玄奘撰写《大唐西域记》而撰写了同样是记载海外诸国佛教状况的《南海寄归内法传》。

那么，作为义净西行动机之一的“学问求经”，其具体内容是什么？在西行求法之前，义净的注意力是否投于戒律与制度？其是否有赴印求取律藏的明确目标？

对此问题，除了汤先生“迹其所得所求”而指出义净“求得律藏”的谨慎而有所保留的评论之外，其他学者都一致认为义净西行是不满于当时中土佛教僧团的学律持戒状况，其意在求取戒律以匡正中土佛教的时弊，即义净所求之“法”实为戒律。也就是说，义净在西行之前有明确的目标——求取律藏，其注意力在于佛教律制。

笔者认为义净西行动机之一虽是“学问求经”，但是在出发之前，专攻经论还是律部，义净尚未确定，这便与法显、玄奘有所不同，即尽管都是西行求法，可是义净西行的目标却不像法显、玄奘那样明确、具体。根据文献记载，法显在其书中曾自述到：“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已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可见，法显西行是从戒律方面着眼，是为求律藏以完备中土的佛教戒律仪轨。至于玄奘，《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慈恩传》都指出玄奘西行是基于义理的考量，是为求经论以解决中土的佛教义学问题。而反观义净的西行赴印“学问求经”，其所学为何、所求又为何，皆不明确，这可从义净的自述中得到印证。

首先，在义净所自述的西行出发前的师徒对话中，并未明确提及入竺学何、求何。义净在出发前曾向其师请示西行求法之事，师徒二人都没有明确提到戒律，义净仅是说他远游是为了“追览未闻，冀有弘益”，而其师慧习在教诲时也仅是提到“观礼圣踪”和“绍隆”佛事，没有说明是要“绍隆”经论还是戒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