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石佛寺历史上特别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有众多文化精英来到石佛寺，而其中的李日华可以说是与石佛寺关系最密切的文人之一，单就著作中有关石佛寺诗文的数量来说，李日华无疑也是其中翘楚。

李日华（1565—1635），字君实，号九疑、竹懒、痴居士等，浙江嘉兴人。万历二十年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明史》附传于《王惟俭传》，有明一代嘉兴县人在《明史》有传的不到十人，由此也可见李日华的地位。他的祖上除了曾祖做过一任小官之外，其他都无所表见。可以说，在他之前，李氏家族并不是嘉兴的望族。李日华的父亲李应筠（1531—1617），字怀庄，以经商致富，但富而好施，造福乡里。平时好与僧人打交道，石佛寺僧允冲大师便是他的好友。李日华说自己“多方外交”，未始不是受他父亲的影响。李应筠尊重知识，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据当时人的记载，凡是李日华所需的书籍，哪怕是非常的冷僻，李应筠都不惜高价多方购置。李日华后来通籍“三十余年，而居官立朝无几何时”，他大多过着悠闲的隐居生活，并且广事收藏，成为继项元汴之后嘉兴收藏鉴赏界的灵魂人物，这一方面与他的情趣有关，而同时当然也与他的父亲所积聚的大量财富密不可分。

李日华是明末士大夫中非常有影响的人，他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他与董其昌、王惟俭齐名，并称为三大博物君子，而这三人中，李日华的综合实力最好，他的书画成就比王惟俭高超，学问比董其昌渊博，而且又人品高洁，不事张扬，所以钱谦益说这三人中“当以君实为职志”。“职志”是掌旗帜之官，典出《史记》“沛公以周昌为职志”，引申为标志、代表之意。钱谦益与三人都有交往，所言当不虚。第二，李日华著作很多，质量都很高，所以大多为《四库全书》所收入，流传很广，他是著作入收《四库》最多的人物之一。李日华著作为《四库全书》著录及存目的有《礼白岳记》、《玺召录》、《竹懒画剩》、《续画剩》、《墨君题语》（下卷）、《六研斋笔记》、《二记》、《三记》、《紫桃轩杂缀》、《又缀》、《恬致堂诗话》等，除此之外，还有假托他的名字的《官制备考》、《姓氏谱纂》、《时物典汇》，以及他所编撰的《梅墟先生别录》。

李日华与石佛寺的关系非常密切，仅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三月至四十四年（1616）年的八年间，李日华往石佛寺不下十多次，大约平均每年去石佛寺两次。在李日华的笔下，我们可以比较清晰的感受明代末年尤其是万历、天启年间的石佛寺景象。我们完全可以说，在古代文人的著作中，除了清朝的潘鸿谟，很少有人能够比李日华所展示的石佛寺更全面更清晰了。通过他的文字，我们知道了明末石佛寺的许多建筑，比如水西草堂、萝石山房、冰鉴房、藏经阁、禅堂、大悲殿、伽蓝殿等等；并且也知道了许多当时的石佛寺僧人，比如道光、守谦、允冲、冰鉴、古心、韵松、慈航等。同时，李日华也为石佛寺留下了众多优美的诗歌，如“山中老宿传新话，昨夜水生冲塌桥”、“一轩明月晒梅花”、“竹敲松子落，泉迸石痕穿”等，可谓佳句叠出，美不胜收，这些都是李日华对石佛寺文化上的巨大贡献，随着李日华作品之被收入《四库全书》，石佛寺这个名字也随之光芒四射。除了这个贡献，李日华及其一家对于石佛寺的具体贡献还有很多，第一，允冲大师（？—1625）起建禅堂，是石佛寺历史上的大事，它奠定了石佛寺在嘉兴佛教界的领军地位，也使石佛寺一跃而与峨嵋、普陀两大著名道场齐名，而李日华的父亲就是起建禅堂的资助者之一，李日华本人写下了《石佛寺起建禅堂碑记》。第二、石佛寺是最早购置贮藏《嘉兴藏》的寺院之一，为了使《嘉兴藏》有一个良好的贮藏之所，李日华应允冲大师之请，写了《募疏》，促成了石佛寺藏经阁的重建。第三，著名高僧湛然大师来石佛寺讲《妙法莲华经》，听众多达千人，在嘉兴佛教史上影响巨大，而作为湛然大师方外之交的李日华即是这一事件促成者之一。

总之，李日华的到来，是石佛寺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事情，而万历、天启年间的石佛寺，完全不妨称作“李日华时代”，这个时代正是造就石佛寺“僧益文而禅栖益幽胜”的典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