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这两天天气变化特别快，一会儿热，一会儿冷，我的衣服加减没有天气的变化快，所以得了严重的感冒。当然参加这么一个环境问题的会议感到非常荣幸，环境问题确实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这是世界性的问题，它也是当今高度发展的工业文明以及人欲望膨胀的业报已成。中国的环境问题迫切，我想在座的大家都有切身的体会，中国的人口，这个世纪中叶的时候要达到十五、六亿，这么多人口对于粮食、资源、环境的要求，都是最大限度的增长。

另外今年天气确实非常罕见，正月打雷，本来雨水最多的西南部，反而严重干旱。我前不久到北方去出差，北方比南方要热，人类环境问题确实非常迫切，哥本哈根会议上全世界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有所关注。我想当下所谓人间佛教建设，肯定要关注现实的问题，所以环境问题依然是中国未来人间佛教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佛教从哪些方面可以提供对环境问题的解决和思考，主要是两点，第一个是理论上的。佛教的思维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它不同于世俗、常识性、一般的思维，有其独到的资源可以挖掘。解决环境问题，其中是一个很深层次的理论支持，我觉得这种挖掘，可能要更加细分一下。一方面从佛教的意义，针对广大的佛教信徒的方式，另外一种佛教理论的挖掘，可能更要重视当下现代文明的理念核心，这种结合，把它普视化，向更广大的，包括一些非佛教徒，向他们去传达一个环境的理念，我觉得这也是需要考虑的。

当然最关键的一点，也是刚才两位教授强调的，实践是最关键的。环境的问题，最终如果不能落到实践上，都是一个空头支票。那么佛教对于环境理论究竟有哪些特色呢？我想刚才两位老师讲的已经很多了，首先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整体化的思维，就是缘起论的思维，缘起论在解决环境问题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

这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又从我们的心灵深处去发现问题，缘起论告诉我们世间万物真的是相互依存的，就像我手里拿的这张纸，这张纸存在在这里，我们看不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它的存在是缘在，是一个在缘起的范围里。什么样的缘在呢？我们看到这张纸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太阳，没有太阳，就没有树，没有树，就不能造纸浆，有了纸浆，还要人去造，要有伐木工人，有伐木工人，还要有造纸工人，我们佛教又要讲了，造纸工人还要慢慢去生产等，把这些相互的关系，无限的扩展，这就是佛教所讲的因陀罗网的关系。

这个思维让我反过来去反思这个问题，当我们在用这张纸的时候，如果我们能从缘起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加节约用这张纸，我想这是一个缘起论很精辟、很深刻的见解。这种见解运用到环境问题的时候，它是非常有价值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二就是因果报应，我们讲今天的环境很多是业报的产物，但是我们又要知道业报的产物它不是消极的，它有两面的。业报的产生是因为造了很多恶的业，反过来我们今天从当下开始，从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开始，我们又造善的业，好的业，反过来，我们又能改变我们的业报，将来的果报，又能起到一个改变，所以它是互动的关系。

这个因果报应互动的关系，对于我们解决环境的问题，是非常积极正面的影响。当然我们传统的佛教环境问题的解决更多的是放生，像戒杀、素食，当然这个都非常好，这些东西有利于环境保护，也有利于我们身心的健康。我们知道西湖，最早有放生池，这个东西，还能够培养我们慈悲的心怀、心情，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传统的方式。当然我们面对当下现实社会，更多的可能还是要探讨更加符合当代需要的一些环保措施，当然是用我们佛教的理念去挖掘，去指导这件事，所以它是一个动态的关系。

环境问题，确实从佛教来看，它是一个共业的问题，既然是共业的问题，所以他不能由少数人去做，去改变环境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回过来，如果每一个人不从自己去做，这个问题更是一个不可实现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哥本哈根会议，大家在争吵之中谢幕了，其实人们对于环境问题还是没有真正从自身内在深处进行反思，佛教里面的共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要解决环境问题，真的是需要我们地球上所有的人从自己做起。

环境问题，从佛教来看，它有它的一些特别之处，这个特别之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在讲环境问题，讲到特殊性，因为环境问题很迫切，我们现在一定要去做的，再不解决，可能我们人类没办法生存下去了。

另外给我们制订了很多规范性的东西，法律上有很多的条文，有很多外在的规范会制订出来，但是佛教它有一个最特别之处，它把信仰和内在的信仰直接挂钩起来，就说环境问题不再是我们佛教信徒外在的行为，它内化成我们信仰的一部分，这个就把环境问题转化为非常内在的、内心的自觉，这我想是别的一般的环境里面所没办法实现的，也没办法做到的。所以我想这也是佛教处理环境问题的一个非常有特色之处，也是它真正能够提供一个解决环境动力的来源，我觉得这点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讲到上海的玉佛寺，我觉得它也是开先锋之做，在整个中国佛教界，对环境问题制订了比较详细的计划，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在这里，我想说一下上海的佛教界在近代史就非常重视环境问题，在明国时期，上海的居士们成立了动物保护会，这在当时国内居士界也是最早设立的，设立了放生文化基金。动物保护会是1934年由上海的大居士（黄还之、冠永之、王乐琴、史醒之、吕必琴  音对）他们发行的，是以宣扬戒杀放生，保护动物为宗旨。这个会在1934年陈请上海市政府，上海市政府并且批准了当时的10月4日作为整个上海市民禁止屠宰一种动物，放一天假。而且在1934年还建立中国动物保护第一个放生园，这我想上海佛教界在环保问题上，在近代，在民国时期就做的非常有开风气之先。

计划书我也仔细阅读了一下，计划书里面涉及的方面有宣传、组织、资金的运作、主要的一些途径，一些制度，包括奖励的措施等等都有所涉及。我想这些东西，可能归到这么几类，首先一类是宣传，这个宣传措施，当然它的方式很多，可以组织相关类似的会议，像街头的宣传，社区的宣传，以及计划书里讲的，特别指出造一些环保袋，这个环保袋当然可以有些宣传的标语，我想这都是非常好的宣传措施。

第二就是环保的组织机制与沟通，当然是以寺院倡导广大信众的参与，以及社会力量的参与，这个其实民国时期，我看了他们相关基金会，都是以董事会的形式作出的，而且现代管理的模式已经很高，我想这个也可以借鉴，包括董事会通过一些独立董事的加入，就把社会的力量凝结在一块了。所谓基金的保护，有了资金的支持，事情就好办了。

另外具体活动设计，我觉得在继承传统的放生、素食，这些很传统的方法之外，一定要想办法做一些创新，当然这个空间是很大，因为我们要适应当下的一些需要，包括一些垃圾的分类，特殊一些垃圾物的收集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考虑的，有很大的空间。我想玉佛寺在这方面正在做一些相关的实践，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在座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