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宏伟：“与佛有缘”的永乐帝与北京宫廷佛教

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教授章宏伟（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李保华）

编者按：北京做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佛教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代，都有着百世不替的辉煌和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明代的北京，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并存，僧人讲经说法风气较浓，是当时的中国佛教的中心。开展明代北京佛教学术研讨会，不仅有其学术价值，可以进一步揭示明代佛教和明代社会发展的脉络，从而深化对中国古代佛教史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古代佛教有一个客观的理解和定位。2013年10月12日，由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清华大学哲学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共同主办的“明代北京佛教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什刹海书院隆重开幕。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章宏伟教授发表了题为《永乐帝与北京宫廷佛教》的论文，论文从七个角度，探讨了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对北京佛教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论文如下：

一、御撰佛书

永乐帝一直在研读佛典，并将心得体会以序、跋、赞的多种形式记录下来，编撰出不少佛教著作。永乐五年(1407)二月灵谷寺法会后，他“潜心释典，作为佛曲，使宫中歌舞之”。至永乐十七年(1419)秋，“御制佛曲”《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称歌曲》成。他还有御制经序十三篇、佛菩萨赞跋十二篇。他还“阅释氏书，采往昔名僧功行之超卓者，辑为一编”，名《神僧传》，于永乐十五年(1417)正月刊行。《神僧传》计9卷，收录了东汉至元末的所谓“神僧”共208人的传记。虽然其中问题很多，但它保存了不少佛教史料，有一定的价值。永乐十八年（1420）“三月初七日，颁御制经序十三篇、佛菩萨赞跋十二篇，写各经之首”。同年四月十七日，《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序》对《法华经》、对佛教大加颂扬。《明史·艺文志三》著录成祖御制的《诸佛名称歌》一卷、《普法界之曲》四卷，成祖宣称：他的这些“歌曲”，“无虑千百亿佛，无一字而非真言，无一语而非至善，如布帛菽粟之济人利世，不可一日而无者。”明成祖还撰有《神僧传》九卷。僧传由皇帝撰写，不仅在佛教史上罕见，也反映出作者同佛教关系的密切程度。这些都是迁都之前所作，但其影响肯定是带到北京的。永乐帝还注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后秦释鸠摩罗什译），有明永乐二十一年内府刻本，可见御撰佛书是一以贯之的。

二、皇宫中修建的佛教建筑

有明一代，北京皇宫中建有不少常设性的佛教建筑，供帝后礼佛、作法事，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中有专节介绍，“汉经厂、番经厂、西天经厂、英华殿、隆德殿、大善殿、弘庆殿以及干清宫、文华殿等，基本上是明初时新建，其佛像以及其中的佛教法事一直延续到明朝后期乃至明末，可以说是皇宫中常态的、制度性的佛教建筑、准佛寺。”但由于史料不能够准确地标示属于永乐朝，也少有永乐朝在这些宫殿从事佛事活动的记载，何孝荣不得不采用模糊的说法。虽然有文献记载，永乐十八年(1420)三月，下令在“北京建两座大寺，选聪慧的僧住持”，但具体是哪两座大寺，尚不得而知。只有大善殿，何孝荣考证应为明朝永乐年间仿南京大善殿而建。至于殿中佛像、佛骨等物，则可能是元朝遗存。其他皇宫佛教建筑的情况，如汉经厂，就不是很清楚了。宫中英华殿设番经厂，“习念西方梵呗经咒，宫中英华殿所供西番佛像，皆陈设近侍司其香火”，但所说是否永乐时事，还有待印证。

三、《永乐北藏》的刊板

《永乐北藏》的刊板，自永乐十七年三月开始校勘藏经，永乐十九年开始镌刻，一直是在永乐帝的亲自过问下进行的，从藏经的校勘、缮写到刻板，事无巨细，都是奉圣旨行事。校经地点在北京庆寿寺。庆寿寺是僧道衍昔日辅佐燕王朱棣时在北平所居寺院，这也说明《永乐北藏》的刊造自始至终都是在北京完成的，尽管诏令迁都北京是在永乐十八年十一月。正统五年(1440)十一月经板刊竣，全藏共636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石字，1621部，6361卷。卷首冠有正统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明英宗撰《御制大藏经序》。《北藏》经板刊雕完毕，由司礼监管理，收贮在内府。《北藏》是以御赐的方式颁行的，并有《藏经护敕》。因此凡迎请《北藏》的寺院，必建立藏经阁安奉，同时立碑将《藏经护敕》垂示永久。

四、内府汉文佛教单经的刊刻

永乐迁都后的北京内府刊刻过多少汉文佛经，现不得而知，周绍良《明永乐年间内府刊本佛教经籍》介绍的4部佛经，都是内府司礼监刻本，而且都是永乐迁都北京之前，在南京的刻本。查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能确认为永乐迁都后北京内府刊刻的佛经，只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后秦释鸠摩罗什译，明成祖朱棣注，明永乐二十一年内府刻本）、《普庵至善弘仁圆通智慧寂感妙应慈济真觉昭贶惠庆护国宣教大德菩萨实录一卷语录四卷家宝一卷》（宋释印肃撰，明永乐二十一年内府刻本）两部。

五、藏传佛教在北京的发展

明成祖对藏传佛教早就崇信。在藩邸时闻尚师哈立麻“有道术”，即位后立即派人往迎。永乐四年(1406)哈立麻至京，“帝延见于奉天殿”。次年二月，他命哈立麻在灵谷寺建普度大斋，祭奠明太祖和马皇后。三月，封哈立麻为大宝法王，“领天下释教”，其徒孛隆逋瓦桑儿加领真等皆为大国师，赏金银、袈裟等物有差。其后，明成祖又命哈立麻赴五台山建大斋，再为明太祖、马皇后荐福。 “成祖既封哈立麻，又闻昆泽思巴有道术，命中官赍玺书银币征之。”十一年二月，昆泽思巴至京，明成祖“即延见”，大加赏赐，封为大乘法王，“领天下释教”，“礼之亚于大宝法王”。明成祖还先后封授了大批藏僧，包括阐化、赞善、护教、阐教、辅教等五王，二位西天佛子，九位灌顶大国师，十八位灌顶国师，“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对藏传佛教的崇信及对番僧的礼遇也远盛于洪武时期。这与永乐时期北部及西北边防吃紧，永乐帝从保障国家统一的角度考虑，在对待藏地的政策上就突破了明太祖时谨慎封赐藏地僧俗上层的约束，积极联系藏区上层宗教界人士，加意安抚，通过尊崇佛教这个藏地的主导宗教，安顿藏地僧俗；设置各级行政机构，授予僧俗上层人士大小官职，由此形成了品级明晰、代表性强、地域布局合理、富有藏族特色的僧官制度，从而使“西陲之患亦益寡”。只是所封大宝法王、大乘法王，以及封阐化王（永乐元年）、赞善王（永乐四年）、护教王（永乐四年）、阐教王（永乐十一年）、辅教王（永乐十一年），与北京都没有直接关系。现在知道藏传佛教永乐年间就来到北京，桑渴巴辣“乃中天竺国之人”，“自幼出家，游五天竺，参习秘密最上一乘”，明初随中国密僧无隐智光来华，永乐年间至北京，“寻奉圣旨，内府番经厂教授内臣千余员，习学梵语真实名经诸品、梵音赞叹以及内外坛场”。

永乐朝宫廷御用监设置佛作，专门铸造佛像和佛事所用的法器，制作了大量的鎏金铜佛造像，主要是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文殊菩萨、佛母和护法，造型端庄秀丽、衣饰繁复华丽、做工精巧细致、鎏金饱满肥厚，既为宫中内设佛堂自用，又作为珍贵的礼品赏赐给来朝贡的西藏各派宗教领袖。现存明代宫廷藏式佛造像中，永乐宫廷造像占其中9/10左右，约为400尊左右，堪称明代佛造像的巅峰，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明代宫廷造像创始于永乐时期，但只延续到宣德时期。永宣之后，明代宫廷造像突然销声匿迹，至今尚未发现有永、宣之后明代宫廷制作的藏式佛像。学界认为，永乐宫廷造像的风格和技法主要渊源于西藏，同时又融汇了内地的雕像表现手法，应属于藏传佛造像体系中具有北京风格的宫廷造像。北京同时流行着汉传佛造像和藏传佛造像，但后者的地位和影响最为突出。

需要讨论的是，明代宫廷造像的款识均为台座平面阴刻“大明永乐年施”六字楷书款，并没有北京的明确纪年，文献中也未见永乐北京宫廷造像的记录，《明实录》中有朝廷赠与西藏佛像的记载，如永乐六年，“如来大宝法王哈立麻归辞，赐白金、彩帛、佛像等物，仍遣中宫护送”，却是南京时期。现西藏拉萨大昭寺有永乐施菩萨造像7尊，结合太监杨三宝曾于永乐十一、十二、十七年三次赴藏赉赐封赏，大昭寺神殿中央立有《太监杨瑛碑》，此7尊永乐造像或许就是此时期的。因而说永乐宫廷造像应属于藏传佛造像体系中具有北京风格的宫廷造像，是没有根据的说法，至少有欠考虑周全。

六、铸造佛教经咒的铜质大钟

永乐帝朱棣迁都北京后，以“惟功大者钟大”祖宗成法为据，御制了一口用青铜制作的大钟。《帝京景物略》说这口大钟是永乐帝命少师姚广孝(即道衍禅师)监督铸造的。铸造地点在汉经厂(德胜门内鼓楼西侧的铸钟厂胡同，遗址已湮没)。钟铸好后，先挂在宫中。万历年间移置于西直门外万寿寺悬挂，清雍正十一年(1733)奉旨移安觉生寺（今大钟寺），并建钟楼。雍正以下数帝曾多次到此祈雨。乾隆帝亲笔题写了《大钟歌》，其碑至今仍矗立钟旁。

20世纪80年代，曾对永乐大钟做过测算，钟高6.75米、口径3.3米，重约46吨（相当于92000斤）。大钟的钟身内外很多部佛经上都出现过“八万四千”这几个字，且频率较高。“八万四千”在古印度是个吉祥崇拜的数字，也是表示数量很多的意思。过去关于永乐大钟“重八万四千斤”的说法是有文化渊源的。测算永乐大钟的重量包括了钟钮上部的上、下两个“U”形环悬挂结构重量，为1.8吨。而通行的称量大钟重量的标准是只计钟体和钟钮。永乐大钟的悬挂结构因为铸有梵文且浑然一体，就计在总重量中了，按照当时的条件，这1.8吨应不在大钟的计量之中，这样，46－1.8=44.2(吨)。而且，测算永乐大钟的钟壁厚度时，使用的是超声波测速仪，“误重”的可能性大于“误轻”的可能性，按允许误差率5％计算，就有可能多算了2.2吨，按44.2－2.2=42(吨)，永乐大钟的设计重量可能是42吨(八万四千斤)。

钟身内外铸有各种汉文和梵文的佛教经咒近百种，其中，汉文经咒共有7部佛经、9项佛咒，字数约为226257字，另有御制年款9字，总数约226266字；梵文则有100多项藏密佛咒，约5400字（音节），其中有梵文种子字，均属于蓝查体梵文陀罗尼。两种铭文总共约231666字。它是世界上铸有文字最多的大钟，字字整洁，行行分明，字体工稳，笔力遒劲，相传为明代书法名家沈度的手迹，堪称铸造工艺之极品。永乐大钟经咒显密结合，广大圆融。使用最具代表性的汉、梵两种文字，用精心选用的佛教经咒铭文，来概括佛教全部精髓。“一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若有闻法者，无一不成佛。”永乐帝御制的《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其前20卷10余万字铸于内、外钟壁的主要部位，以起到一种示范效应的纪念碑功能，进行“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教化。把佛教和政治相结合，使佛教服务于政治，服务于“大明永一统”的理想。《金则经》里有一句名言：“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永乐帝的政治思想以佛法形式表现出来，使世俗法转换成了佛法。

永乐大钟铸造精美，铸造工艺十分高超。据推测，它可能是采用我国传统工艺无模铸造法，不用实体模，省工省料，铸件的光洁度和准确性又很好，钟的全身上下无一沙眼，既经得起重击，又能发出幽雅的长尾音。大钟的合金比率非常合理，主要金属的含量是：铜80.54%、锡16.4%，还有少量其他金属。这个合金比率曲线是铸钟的最佳比率曲线。

经仪器测量证明，此钟的声学特性很好，音响奇妙优美，幽雅感人，具有世界大钟第一流的声学特性。敲击时，其声振动可达三分钟之久，振动频率极为丰富，而且所有的频率几乎都和音乐上的乐律相符。轻击圆润深沉，幽雅悦耳；重击则浑厚宏亮，穿透性强，最远可传四五十公里。《长安客话》赞美说：“其声宏宏，时远时近，有异他钟。”

悬挂大钟的力学结构十分科学。

七、宦官对佛教产生浓厚信仰

永乐帝崇信佛教，大肆渲染佛教的“灵验”。永乐十七年九月，明成祖颁“佛经”、“佛曲”于南京大报恩寺、淮安等地，据说空中现异光，“彩云满天，云中现菩萨、罗汉、天花、宝塔、龙、凤、狮、象，又有红鸟、白鹤，盘旋飞绕”。其后，他又颁佛曲于陕西、河南，据说也“神明协应，屡现卿云、圆光、宝塔之祥”。在这些“祥瑞”的影响下，宦官“益重佛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遍两京城内外云”。此时势力开始逐渐上升的宦官们在他渲染的“灵验”下“益重佛僧”，培养起浓厚的佛教信仰。

永乐朝北京宫廷佛教兴盛，有一种大气象，从《永乐北藏》、永乐大钟，都能见出一种气度，这就是永乐气度。这自然与永乐帝的“喜佛”有必然的联系，而且影响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