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革：低谷与黑暗 明中叶诸帝对佛教的影响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陈永革教授（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李保华）

编者按：北京做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佛教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代，都有着百世不替的辉煌和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明代的北京，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并存，僧人讲经说法风气较浓，是当时的中国佛教的中心。开展明代北京佛教学术研讨会，不仅有其学术价值，可以进一步揭示明代佛教和明代社会发展的脉络，从而深化对中国古代佛教史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古代佛教有一个客观的理解和定位。2013年10月12日，由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清华大学哲学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共同主办的“明代北京佛教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什刹海书院隆重开幕。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陈永革教授发表了题为《明代社会与北京佛教——以朝廷与佛教的关系为中心》的论文，论文着眼于着眼于明代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基于帝王的佛教态度及朝廷的佛教政策，明代朝廷对佛教、特别是京师佛教主导作用，进而论述了明初、明中叶及晚明时期的佛教活动及其影响。

明中期的诸帝，自明英宗正统年间至嘉靖年间，历经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诸朝，凡130年。其时间跨度几乎是明朝的一半时间。

明中期被传统佛教史学者认为是明代佛教演进的低谷阶段，甚至是一个“黑暗时期”。这种评判，不仅源于此一时期的佛教发展缺乏自身的特色或亮点，仅能维系其生存而已，更有当时佛教政策调整的原因。在此过程中，明中期诸帝的佛教态度，有着直接的关联。经正统、景泰特别是成化年间相继滥发度牒，度僧数量激增，使限制僧徒人数成为急迫问题。物极则反。佛教度僧的急剧增加，不仅导致佛教徒整体素质的下降，更引起了官府及社会对佛教问题的关注，从而制约着佛教的常态发展。明中期的诸帝，或滥发度牒，或禁绝佛教，都不利于佛教活动的正常发展。

明英宗的基调是崇尚佛教，兼崇道教。这主要着眼于维护明朝统治，正统后期，由于王振侫佛，释教盛行。正统后期，官府对于度牒的发放，比先前大为增加。其直接原因是，“王振侫佛，请帝岁一度度僧。”对于番僧，明朝中期仍延续恩礼有加的政策，利用佛教来维护边疆的社会稳定。据记载，正统五年，度僧道二万余人。不久，英宗重费巨资重修大兴隆寺，延崇国寺僧主之。“帝亲传法称弟子。公侯以下，趋走如行童焉。”

正统八年二月，诏令度僧童14300人，道童2895人。此前明朝廷规定，“每府僧道各不过四十名，每州各不过三十名，每县各不过二十名”。此时，全国“一百七十府，四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县，共该额设三万七千九十名。”正统年间，全国僧道度牒的实际人数，显然远超此一规定。

随着度牒的增发，必然导致寺院的扩建。反之亦然。从景泰至成化年间，朝廷对于佛教继续崇信。朝廷增建寺院、兴办斋醮等佛教法会活动，时有所闻。但对犯奸作科的佛教僧人，却置若罔闻。

明正统年间，佛僧度牒的超常规增发，主要是出于官府本身的利益考虑，而决不是佛教国教化意识的结果。在明朝之前，即已有通过发放度牒来收取费用的。朱元璋建明之初，虽曾一度废除此法，改为无偿发放。但景泰至成化年间，国库空虚，灾荒不断，战事频起，官府财政紧张，致使有人打起了出售度牒以补急需的主意。一般来说，每张度牒可以收取若干银两。当然，出售度牒，未必就由此导致佛教僧众大增。因为，有名无实的空牒者，不在少数。出售空名度牒，其原因不外为因用兵而卖牒，因充边饷或因赈灾而发，如淮扬巡都御史禅僧林聪处共准度10000人，“每度一人，令其纳米十石”，而南京礼部准度5000人，“每名纳米十五石”，“其各处僧见在京师者，每名纳银五两。”甚至亦不乏中饱私囊者。成化九年，山东灾荒，当道者请礼部出给空名度牒数万，令赴山东告给，“每牒纳米二十石，或银二十五两”，价格奇高，颇有利可图。

明宪宗也崇信汉传佛教。他对僧人加以保护，曾大量擢升僧人为僧官。这个时期度化的僧人更多。他同样出于财政考虑，大量出售度牒，导致成化年间度牒者众，甚至导致地方官吏追求度僧效益的最大化。据不完全统计，成化一朝，给发僧、道度牒竟达到了二十五万五千余张，这样全国僧、道超过了三十五万，或者说三十七万。

度牒的大肆增发，虽可缓解官府财政的一时之急，但对明中期的佛教却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这正是明中期的佛教最遭后人诟病之处。

明武宗佞佛尤甚。正德二年五月，在僧、道超额太多情况下，明武宗仍“准度在京、在外僧三万名，道一万名。”次年三月，他又下令鬻卖僧牒三万张。八年十一月，他又下令度藏、汉僧行、道士四万人，因藏行童“多中国人冒名者”，“为礼部所持”，明武宗干脆赐大庆法王领占班丹以藏僧度牒三千张。

明初朝廷出资新建寺院，导致私创寺院大量涌现。正统至天顺年间，仅京城内外就建寺二百余所。成化十七年以前，京城内外敕赐寺、观至639所，“后复增建，以至西山等处相望不绝。”同时，崇仰藏传佛教，封授、供养大批藏僧，广设斋醮。明武宗最崇信藏传佛教。他大量封授藏僧，时法王、佛子、禅师、国师充满京师；建寺禁中，“常被服如番僧，演法内厂”；自封为“大庆法王”，令铸金印，“定为天字一号云”等等。

明中期虽能维持利用佛教的政策，但由于朝廷权力之争，在兴建佛寺、举办佛事活动的背后，经济利益的考虑，往往多于社会教化的因素。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度僧尺度的放宽，导致地方官府更愿意利用度牒所产生的经济收益来弥补财政的空缺。这是明中期诸帝崇佛背后的重要考虑。

至弘治中，礼部尚书马文升奏议裁制度僧。在此奏议中，马尚书提出了整治僧道的一些具体措施，如礼部通查天下及京师寺观数量，僧道人数及额定人数的数量。如果关有度牒，明白具奏，不许额外再度僧道。只有额数不足时，方许有司具给照数起关给度牒。对于地方度牒过滥的情况，则通行各抚按等官，督责有司，严加查勘。若查明新修寺观，或拆毁，或并入古刹大寺观。对于没有度牒行道童，即令其还俗当差。违者治罪。

明世宗朱厚熜，即嘉靖帝，在明代史上以崇通道教而著名，乃是一位堪与宋徽宗比肩的“道君皇帝”。明世宗独崇道教，而禁绝佛教，毁刮宫中佛像，焚烧佛骨等物，对明代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厚熜即位初，颁诏改革前朝弊政，其中即包括崇佛弊政。《明武宗实录》中，也流露出对武宗崇佛的批评：“时上颇习番教，后乃造新寺于内，群聚诵经，日与之狎昵矣。”后来，在讨论大善佛殿佛像、佛骨的处理时，明世宗指出：“朕思此物，听之者智曰邪秽，必不欲观，愚曰奇异，必欲尊奉。今虽埋之，将来岂无窃发以惑民者。”

明世宗本人对佛教并无好感。他推行禁绝佛教的政策，还受一些大臣力主禁绝佛教的影响。如大学士杨廷和因有定策迎立之功，世宗即位初最受信用。杨廷和也借颁布即位诏之机，改革前朝弊政（包括崇佛弊政）。针对世宗即位初以藏僧斋醮，他公开批评，要求“斥远左右奸人及远方僧、道，罢停斋醮”，为世宗采纳。此后，再未见世宗有任用藏僧修设斋醮之举。嘉靖元年三月，明世宗从赵璜之言，簿录玄明宫佛像，“毁括金屑一千余（两），悉给商以偿宿逋。”嘉靖14年，京师大兴隆寺因火灾被毁，世宗诏令不仅大兴隆寺“不复建寺，并革各寺修斋俗事，”借此时机，明武宗还决定拆除皇宫中的一些佛殿，改建为慈庆、慈宁二宫。十五年五月，他下令拆毁禁中大善佛殿，即其地建皇太后宫。殿内有金、银函，贮佛骨、佛头、佛牙等，“乃燔之通衢，毁金、银像凡一百六十九座，头、牙、骨等凡万三千余斤。”诏令拆毁、变卖各地私创寺院及尼僧庵寺，严禁私创寺院，不许修理废毁寺院。

杨廷和之后，颇受世宗信任的张璁、桂萼、方献夫、霍韬等人诸臣，也是明世宗禁佛政策和措施的参与制定者之一。嘉靖六年十二月，霍韬“录太祖旧章一、二切于时政者及近年行令有合于太祖者”，如发僧、道至边地耕种，每府、州、县仅保留一所大寺、观等，“条具以闻”。明世宗阅疏后，“诏下所司知之……僧、道盛者，王道之衰也。所言良是。今天下僧、道无度牒者，其令有司尽为查革，自今永不许开度及私创寺、观、庵、院，犯者罪无赦。”明世宗采纳礼部尚书方献夫等提出的禁尼僧道姑、簿录玄明宫佛像、强令僧人供应赋役、诏禁戒坛说法等，也无不由官员提出而推行，并终于导致了嘉靖年间禁绝佛教。

当时，佛教内部芜滥，一些僧人作奸犯科，以及白莲教等民间秘密宗教盛行，也是明世宗禁佛的重要原因。明代中期以后，佛教内部芜滥混乱日甚。如大量度僧鬻牒，使缺乏虔诚佛教信仰以及不通经者大量进入僧人队伍，僧品日益芜杂；由于官府对私度疏于清理，寺院充斥着大批无度牒之人，“甚至有逋罪黥徒髡发隐匿”；僧人犯戒违规现象严重，僧人有“娶妻”者，尼僧则“有伤风化，且于伊教有玷。”一些僧人还作奸犯科，还有一些僧人甚至利用游方讲道之便，宣传“妖言邪说”，组织策划反抗明王朝统治的斗争。

与此同时，白莲教等民间秘密宗教盛行，反抗斗争不断。李福达在陕西洛川县“妄称弥勒佛教，诱惑愚众，县民惠庆、邵进禄辈俱往从之”。后邵进禄等“聚众为乱，伪授官爵，杀伤吏民官兵。”沧州张镇、商河张朝用“皆宗白莲教，妄为幻术妖言以惑众。”四川蔡伯贯也宣扬白莲教，“聚众为乱，陷合州、大足、铜梁、荣昌、安居、定远、壁山七城。”一些白莲教徒，如萧芹、乔源、丘富等，还投靠蒙古，“出入虏地为奸，其党无虑百十人，散处诸营帐”，为俺答进犯明边出谋画策。

总之，佛教内部芜滥混乱，僧人作奸犯科，使停止开度僧人、清理非法出家及私创寺院、禁止尼僧等成为形势所需。而白莲教首领“昼夜传法诵经，男女杂沓”，与僧人游方讲道以及戒坛“四方缁衣集至万人，瞻拜伏听，昼聚夜散”，很难截然分清。因此，要禁止白莲教，也就必须禁止僧人游方讲道以及戒坛传戒说法。毁刮玄明宫佛像后，明世宗又下令“遍查京师诸淫祠，悉拆毁之。”私创寺院是“淫祠”的主要部分，史称“毁拆京师寺院，（礼部郎中）屠应埙一夕发檄行之。”嘉靖九年十二月，明世宗将拆毁、变卖私创寺院行动推及全国，下令“逐一查毁”各地私创庵、院、淫祠等。对于尼僧庵寺，明世宗一律加以拆毁、变卖。嘉靖六年十二月，礼部尚书方献夫等奏准，禁绝尼僧、道姑，“其庵寺拆毁变卖”。二十二年七月，礼部命“罢毁（尼僧）所居浮屠、庵院，违者重惩如令。”

与此同时，明世宗严禁私创寺院。嘉靖六年十二月，他在下令拆毁、变卖各地尼庵之时，又下令以后“永不许”私创寺、观、庵、院。对于那些废毁寺院，明世宗不准修理。他甚至下令将废寺庵变卖。停止开度僧人，鼓励僧人还俗，强令尼僧还俗，清理非法出家者。

明世宗禁绝佛教，还从停度僧童、裁汰僧人着手。嘉靖六年，他下令对无度牒僧、道“自今永不许开度”。他还鼓励僧人还俗，宣布“各处僧、道有父母见存、无人侍养，不问有无度牒，愿还俗养亲者听。”对于尼僧，明世宗则强令还俗，“发回改嫁，以广生聚，年老者量给养赡，依亲居住。”随着整顿寺院，明武宗还诏令“化正僧徒”，称“愿自还俗者，听其自求安便。各处寺院年久宫殿，任其颓坏，不许修葺。民间幼童不许舍入为僧，私自披剃。如有此等，罪其父母及其邻佑。”嘉靖22年，武宗准礼部奏请，“申明昔年所奉禁革尼僧圣谕，凡中外一切游聚尼僧，俱勒令还俗婚配，罢毁所居浮屠庵院，违者重惩如令。”

在清理寺院的同时，明世宗还严私度之禁。嘉靖六年十二月，他宣布，“今天下僧、道无度牒者，其令有司尽为查革。”十年闰六月，他又命“申明僧、道私度之禁，诸不在正额者悉汰之。”

严禁僧人设坛传戒说法，是明中期限制佛教政策中最具影响的条例，直接导致明中期佛教的全面衰落。

僧人设坛传戒说法，是中国佛教正信、正法、正行教育与引导的重要仪式。明初以来一直加以鼓励，嘉靖年间则严加禁止。嘉靖五年五月，明世宗“诏严禁西山戒坛，及天宁寺受戒僧人并男女相混者”，并令榜谕全国，“犯者罪无赦”。由于佛教仍有很大吸引力，一些僧人也致力于传播其教，戒坛很快恢复。二十五年七月，他下令，在天宁寺建坛说法的通法师及寺主“俱令锦衣卫捕系鞠问，余下礼部禁治”，再加禁止。然而，时间一长，管制稍松，戒坛又恢复起来。四十五年九月，他第三次令禁设坛传戒说法，“诏顺天抚、按官严禁僧尼至戒坛说法，仍令厂、卫、巡城御史通查京城内、外僧寺，有仍以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狱”。

明世宗严厉限制寺院经济，强令僧人“供应赋役”。经过明中期以来的不断扩张，至嘉靖初，一些寺院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嘉靖二年四月，明世宗下令，“三寺田土各给寺僧三分之一，其余召佃起科”。十四年，他令大兴隆寺、大慈恩寺僧人有“归化”即还俗者，“量给原寺田亩。”二十一年十月，南赣巡抚李显等“清查寺、观田地，还官召卖”，又奏准对寺、观土地扩充作出限制，“自后凡投献、拨给典卖者，各以律论”，并对其超过限额的土地征收赋税，“寺、观田过五顷以上者，每亩课纳租银一钱入官。”

明世宗对佛教的禁绝态度，还表现在革止姚广孝（即释道衍）配享成祖庙庭，查革藏僧封赐。

姚广孝助明成祖“靖难”继位，有辅佐之功，洪熙元年配享成祖庙庭。明世宗认为，姚广孝作为僧人，不能有此“殊荣”。嘉靖九年，他下令将姚广孝移祀大兴隆寺，“太常春秋致祭”。

明世宗一反历朝佛、道并崇或崇佛甚于崇道的传统，在位期间禁绝佛教，其主要原因在于崇通道教，重用邵元节、段朝用、陶仲文等道士，好行祈嗣、点化、驱邪、炼丹等方术，颇似北宋徽宗皇帝之所为。这在明代诸帝中殊为少见。明代历朝皇帝多崇信佛教，尤其是明武宗对佛教崇信登峰造极，带来一系列弊端，以藩王继大统的世宗对此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其禁绝佛教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前朝弊政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