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洵：沧桑智化寺 从宦官家庙到文物宝库

北京联合大学民族与宗教研究所佟洵教授（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李保华）

编者按：北京做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佛教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代，都有着百世不替的辉煌和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明代的北京，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并存，僧人讲经说法风气较浓，是当时的中国佛教的中心。开展明代北京佛教学术研讨会，不仅有其学术价值，可以进一步揭示明代佛教和明代社会发展的脉络，从而深化对中国古代佛教史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古代佛教有一个客观的理解和定位。2013年10月12日，由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清华大学哲学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共同主办的“明代北京佛教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什刹海书院隆重开幕。北京联合大学民族与宗教研究所佟洵教授发表了题为《明代宦官家庙智化寺刍仪》的论文，论文对智化寺建造起因，建筑风格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论文摘要如下：

明朝历276年，16位皇帝中除世宗嘉靖帝崇道外，其余诸帝在推崇宋明理学的同时皆崇奉佛教。据《大明会典》统计，自明太祖立国，至宪宗成化十七年)前，仅“京城内外敕赐寺观已至六百三十九所”，故有“京师天下首善地，禅林梵宇盈山川”之称。明朝时期佛教各宗派在京城都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遍布京城内外的佛教寺庙除帝王后妃达官显贵修建的之外，还有一部分是明代宦官捐资修建的佛寺。

宦官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政治群体，因其特有的宫廷行走的环境，为宦官擅政专权创造了条件。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有鉴于历朝因宦官专权而亡国的教训，故对宦官管制极严。太祖朱元璋为了防范宦官祸国，故于洪武十七年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的铁牌立于宫门，“又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洪武时期，宫中宦官不过数百人。明成祖朱棣称帝后宦官始得到重用，由于明成祖朱棣尚能掌控宦官，故永乐年间宦官未能为祸国事。至明宣宗时太祖所立“铁牌”被废，宦官随机掌控朝野。

宣德十年春正月宣宗崩，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朱祁镇继帝位，适逢明由盛向衰的转折时期，幸有祖母太皇太后张氏辅佐。明英宗朱祁镇的祖母太皇太后张氏为人贤能，曾辅佐宣宗朱瞻基近十年，况且又历经数朝苍桑，对中外大事无不精通。英宗朱祁镇即位后，有其祖母张太后辅佐，仍委用三杨（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和杨溥)，故朝中政局稳定。英宗朱祁镇毕竟年幼，对侍读太监王振言听计从，加之王振又投英宗所好，故英宗视王振为心腹。如《明史·王振传》记载：“及英宗立，年少。振狡黠得帝欢，遂越金英等数人掌司礼监”。英宗祖母张太后对宦官王振已有所警觉，曾想将其处决，以绝后患。如《明史纪事本末》载：太皇太后张氏斥责王振：“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当赐汝死”。后因英宗跪下求情，才免王振一死。但张太后叹息道：“皇帝年少，岂知此辈祸人家国。我听皇帝暨诸大臣贷振，此后不可令干国事也”。宦官王振凭借着英宗的庇护，以假象蒙蔽太皇太后张氏及辅政大臣三杨，为日后专权创造了条件。

正统七年冬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崩，辅政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亦相继离位，致使王振更加肆无忌惮地干预朝政了。宦官王振擅政专权后，竟然销毁立于宫门、太祖朱元璋所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三尺铁碑，大发淫威，且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诬陷忠良，成为历代宦官权力中最为炙手的宦官，揭开了明朝太监专权的序幕。

明代的宦官多信奉佛教，如明崇祯年间刘若愚所着的《酌中志》一书记载：明朝“中宫最信因果，好佛者众，其坟必僧寺也”。明代有权有势的宦官大多出资兴建佛寺、为出宫后的养老之所；而无权无势的宦官亦常常捐资佛寺，为出宫后的归宿。如有的学者所说；宦官“作为刑余之人，生理上既有所缺陷，心理上当失了常态，平素郁郁索居，孤帏独宿”，所以宦官“迷信之心都较一般人深笃”，且“又因为他们多出身微寒，不知不识，原来就很迷信”，故“一旦受了宠幸，升官发财之后，金钱作祟，迷信更深”，便“都很愿意拿出九牛一毛的剥削来的金钱，以修建寺院，而祈神保佑现世平安及来生的幸福”，且“明代宦官擅权，其富亦骇人听闻”，故“明则大档无人不建佛寺”。明代宦官在北京兴造佛寺之风极盛，清人朱彝尊亦说：“都城（即北京）自辽、金以后，至于元，靡岁不建佛寺。明则大档无人不建佛寺，梵宫之盛，倍于建章，万户千门”。明代宦官在北京建寺之所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与明朝帝王宠信宦官密切相关。自明英宗不仅听任宦官崇佛建寺，而且还赐额褒奖，自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英宗崇宦司礼监大宦官王振标榜自己笃信佛教，在世期间倾其资财修建佛寺，为求死后升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佛国，积些“功德”和“资粮”，以补其擅政专权、无恶不作之过。正统八年(1443年)，王振仿唐宋“伽蓝七堂”的规制，将其位于皇城之东的私宅改建为家庙，即今智化寺。如《敕赐智化禅寺之记》碑载：“京城之东稍北，为顺天府黄华坊，振之私第一焉。境幽而雅，喧尘之所不至。乃即其闲旷高朗处，垣而寺之，将俾吾后之人，掌持而供奉于其间，永敬无怠。-----凡百工材之费、一出己资，盖始于正统九年正月初九日，而落成于是年三月初一日，既而以闻，王嘉之，特赐名日。‘智化禅寺’。”由此记载不难看出，智化寺是王振将闲置的私宅改建的佛教寺庙，所有费用皆为王振一人所出。《明史》记载，王振“建智化寺，穷极土木”。英宗皇帝对王振所为还予以嘉奖，钦赐名为“智化禅寺”。《天咫偶闻》亦有相同的记载：智化寺是由王振在京城东北的私第而建。对此，黄云眉在《明史考证》一书中写道：“智化寺即振旧宅”。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智化寺是在王“振之私第”旁边建造的，即“大第”和智化寺统属新建，而不是舍宅而建。

智化寺为王振所建之说学界并无争议，但对王振修建智化寺的原因目前学界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王振将自己的宅邸改建为佛教寺庙另有所图，一是为了诈取钱财或另建新宅邸；二是以此来煊赫自己的威力和权势，而不是因其信仰佛教和颐养天年之用。有的学者则认为王振修建佛寺与其信仰佛教密切相关。如王振真因其信仰佛教的缘故而修建佛教寺庙，恐怕此举亦难辞其咎。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如真的有因果报应，恐怕王振之罪也是十恶不赦的，也难逃脱其下地狱之果报。王振误国误民之罪真是磐竹难书！

王振视大明天子英宗朱祁镇为掌中一玩物，而英宗朱祁镇却对王振俯首帖耳，任其驱使与摆布，终于酿成“土木堡之变”，而落入瓦剌之手，险些丧命，且致明朝50万大军全军覆没。令人费解的是明英宗朱祁镇不仅不痛恨这样一个死有余辜的害国秧民的罪魁祸首宦官王振，反而对他追念不已。“天顺元年五月，英宗复辟。思振，讳为忠所杀。招复振官，刻木为振形，招魂葬之”。更令人费解的是，明英宗朱祁镇还在智化寺内为王振这个渎乱朝纲的太监修建王振祠祀之，亲赐额日“旌忠”。如《智化寺旌忠祠碑记》云：“迨今皇上复登大宝，录旧劳、昭旷典以笃君臣之义，以励侍从之节，即诏招灵祭，葬蟒衣玉带，致赙建祠撰碑，颁敕以旌忠义，尚全始终”。《明史》亦有记载：天顺元年（1457年）“冬十月丁酉，赐王振祭葬，立祠曰：‘旌忠’”。英宗又于天顺六年(1462年)颁赐《大藏经》一部予智化寺，并立“英宗颁赐藏经碑”于寺中。英宗在碑文中褒奖王振忠义，致使智化寺香火极盛。直至清朝乾隆年间，这位万世之炯戒、明代之罪人的雕像才因一偶然事件被捣毁。

清乾隆七年间，山东道监察御史沈廷芳偶进智化寺游览，当他行至后院旌忠祠见窃柄弄权、肆奸纳贿、渎乱朝纲的逆恶王振的雕像竟“俨居高座、玉带锦衣，香火不绝”不禁发指，怒从心起。原来清沈廷芳曾参与编篡《明史》的校阅，熟知明英宗时王振祸国殃民的历史。清沈廷芳认为王振死有余辜，应受后世千秋批判鞭苔，没想到已经过了300多年，王振竟以豪杰忠良之假相受万家香火，又见“殿西檐下现有英宗谕祭之碑，褒其忠义；大殿前则建李贤所撰智化寺碑，称其丰功大节，几于杀身成仁。观览之下，不禁发指”。清沈廷芳见明英宗与李贤颠倒黑白、一唱一和地为祸国殃民的王振歌功颂德、把王振吹捧成杀身成仁的的碑刻十分气恼，誓把扭曲了的历史颠倒过来，还王振擅政专权、专横跋扈、害国害民、恶逆之本来面目，决心使其遗臭万年，遭世人之唾骂。清沈廷芳遂奏请乾隆皇帝，仆毁王振在智化寺内的雕像。乾隆皇帝见沈廷芳奏折后，“朱批，着照所请，行该部知道”。遂“立毁其像，投诸水火，并仆李贤之碑，以示惩创”。就这样王振雕像在300年后才从智化寺内被清除，不过英宗与李贤题写的石碑仍被保存下来，当时执行者只是将碑上与王振有关的文字删掉，并没有将碑拉倒埋掉。碑的存在可使后世子孙由碑文中窥视出昏庸的英宗忠奸不分、自毁长城的腐朽统治，导致国日贫，民日弱，后世应以此为鉴。据史料载：自王振雕像被毁后，香火也少了，智化寺也开始由盛而衰了。清庄诠诗云：“此寺人凭吊，前朝事渺茫，两碑俱没字，万佛自回廊。遗像今消歇，层楼尽废荒”。由乾隆年间章湖太守庄诠这首诗中，可窥见智化寺凄凉之景。智化寺虽只是一座佛教的寺庙，但间接地反应出明英宗以来北京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等，以及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