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法师自公元399年离开长安，历尽千辛万苦，渡过上无飞鸟、下无走兽之流沙，翻越冬夏常雪、百壁千仞之葱岭，遍游北、西、中、东天竺，最后由师子国附舶东归，又身经鲸波骇浪之险，方于412年抵达青州。总计法显在外前后凡十四年，其足迹遍及我国西北以及今中亚、南亚、东南亚，包括克什米尔、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地。在1500多年前，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能完成穿行亚洲腹地并经由涨海回国的大旅行，实可谓无与伦比之壮举。唐义净曾将法显与玄奘相提并论：“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正路。”然就时代先后、旅途选择及其他条件之差异，创辟荒途的法显比继开中路的玄奘更为艰苦。故梁启超有云：“法显横雪山以入天竺，赉佛典多种以归，着《佛国记》，我国人之至印度者，此为第一。”

兹将法显之伟大贡献分叙于下：

（一）西行求法先驱：魏晋间，虽有朱士行之西行取经，但他仅到达于阗，未出今中国之版图。只有法显才是中国亲赴佛教圣地求法之先驱者。其同行者虽有十一人，然中途其他人或退返、或转途、或死亡、或留住，唯独法显一人携经返归晋土。正所谓“发迹则结旅成群，还至则顾影唯一。”法显在十三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内，游历三十余国，尤其是亲自拜访了佛陀之诞生处、苦行成道处、初转法轮处、长住说法处以及般泥洹处，这在中国佛教史上乃空前未有之举。在法显的影响下，西行求法者与日俱增。法显甘冒九死一生之危险，长途跋涉以追求真理，其精神至为可嘉，诚如其自云“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无怪乎为《佛国记》作跋者认为法显系古今罕有之人，“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

（二）弘扬佛教义理：法显为求戒律而西行，他果然也携带了中土所无之律藏和其他佛经以归。按佛家律有五部，法显自摩竭提国和师子国带回中国的，就有《摩诃僧只众律》、《萨婆多众律》、《弥沙塞律》等。显以古稀之龄犹苦修梵文、梵典．返国后立即着手翻译自己携回之经律，对中国佛学之发展产生了深远之影响。

（三）推动中外交通：如前所述，法显是海陆并遵、广游天竺、携经以还的第一人，他在外的长期旅行对中外交通之贡献良深。自西汉以来，中国同西域无论陆道、海路均已相通，然史书明确记载由陆路或海路往来印度及斯里兰卡者，法显是最早的一个。唐道宣《释迦方志》提到的中印交通之“陀历道”，即法显等人所创辟。他在天竺之游历，他由多摩梨帝至师子并遵海路回国，亦均史无前例之举。另《佛国记》所载法显等由北道之焉耆顺西南行而至南道的于阗，法显由印度洋至南海的航程和有关信风记载，对后来的中西交通都有重要的影响。

（四）留下不朽名著：法显在访印回国后，于义熙十年（414年）写下自己的行记：《佛国记》。该书又名《历游天竺记传》，或称《法显传》、《法显行传》。这是现存最早而又比较完整的中外交通名着，全书约万字，以洗炼之语言叙述了自己往返印度的艰苦经历与航程。该书记载了法显所历三十余国之道路、山川、形势、气候、物产、宗教、寺庙、古迹、典章、风土、人情，保留了古代西域以及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的珍贵史料，是为研究佛教、中西交通以及古代中亚、南亚各国历史的不可多得之实录。因此，《佛国记》一向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重视，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即先后被译成法、英、日及其他多种文字，校注、研究该书者为数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