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28日，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圆寂21周年的纪念日。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藏传佛教杰出的领袖，纪念他一生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西藏的民主改革和改革开放以及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所建立的不朽业绩。我们要学习和继承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站在反分裂斗争前沿，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认真做好西藏的发展稳定工作，把小康西藏、平安西藏、和谐西藏的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989年1月28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他的驻锡地——西藏日喀则的新宫德庆格桑颇章圆寂，享年51岁。　

时光荏苒，岁月蹉跎。大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1年了，但大师那响亮的声音不时回响在中华大地：　

“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珠那样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西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全国各兄弟民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才能有光明幸福的前途。”　

“我本人一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西藏独立，是考虑了历史、现实和未来，深思熟虑后所采取的立场。我坚持反对分裂祖国的任何行径，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也反对。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　

“在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祖国大家庭中，一个真正热爱本民族、为本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人，必然是一个爱国者；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必然是本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当年有幸亲炙大师的3位老人——张蒙纳、李佐民、宋盈亭，一起走进那段历史，品味大师那不平凡的一生。　

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主席和班禅额尔德尼亲切谈话。

审时度势，积极推动藏传佛教改革，展一代大师风采　

“在我和大师多年的交往中，他善于思考、审时度势、积极行动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藏传佛教的一代宗师，他一生都离不开宗教，也因此对宗教改革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李佐民说。　

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责成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为筹委会代主任。大师接到命令后，3月29日即致电毛泽东主席，拥护中央决定。1959年，大师赴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年21岁。　

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寺庙的封建特权很大，活佛的话就是“法律”，而广大农奴连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1959年6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大师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宪法进庙”、“寺庙民主管理”的主张。　

回忆起往事，3位老人说，大师的敏锐让人敬佩，大师的气魄更让人赞叹。大师的改革主张，旨在推翻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废除封建特权，受到了广泛的拥护。此后的时光里，大师一直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对藏传佛教进行改革。　

198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作为中央代表团副团长赴藏参与有关庆祝活动。中央代表团走后，大师留了下来，到处走访，李佐民一直陪在大师身边。　

这一行，大师先后考察了20多个县。每到一处都给群众讲经、摸顶。李佐民回忆说，大师每次讲经后，一个从不缺少的内容，就是向信众讲授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强调西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在祖国大家庭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有光明的前途。　

这一系列的考察结束后，由大师口述，李佐民起草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寺庙管理的试点纲领》，大师还召开一系列会议，对这个纲领进行讨论，集思广益，不断完善。经过前后两年多的努力，寺庙管理改革的经验报给了中央，受到中央高度重视，并以公文的形式转发。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阅后，认为大师的意见非常好，指示在《中国藏学》杂志上发表。　

寺庙改革的内容小到喇嘛念经，大到管理制度，非常庞杂。大师曾经对身边工作的人说，几岁的小孩来到庙里，那是他们父母的心愿，我们必须接受，而且必须管理好。18岁以前教他们学习藏文、佛经和科学知识，但不可穿袈裟。待他们成年之后，再由自己决定是否从教。李佐民说，大师的慈爱和远见让人敬佩。　

3位老人说，大师精通佛法、深入调研、审时度势，对改革充满必胜的信心，行动起来也异常坚定果敢。大师在一次与李佐民的闲谈时曾说：“如果谁对我的改革提出反对，我就用释迦摩尼的哲学把他们驳斥得体无完肤。佛教里对世界认识的一条根本教义就是　‘无常’。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永恒不变的事物是没有的，宗教也不例外。所以，必须进行改革，只有改革，才能适应时代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　

大师不但对教义求新求变，对日常生产生活也是如此要求。据李佐民回忆，有一次大师给干部们讲话时说，“我们的生活改善了，一些干部和群众开始沾沾自喜。人家外国人已经坐着宇宙飞船到天上去了，你们骑着毛驴就能算是很好吗？　不要保守落后，必须搞好发展。”　

李佐民说：“恩格斯曾经讲过的一句话，有了释迦摩尼，才有了辩证法。但我一直没有弄明白其中的道理。大师的话给我很大启发，后来我仔细查阅佛经，终于弄明白了。”　

作为宗教改革的一部分，大师主持创建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更是引人注目。李佐民说，大师创办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初衷有两个，一是培养一批在佛教上有高深造诣，在政治上热爱祖国，主张民主的人才，期冀他们把佛法发扬光大，把寺庙管好；二是把长期以来的教派之争及其不利影响消除掉。佛学院成立后，大师本人亲自担任院长，开启了藏传佛教人才的培养模式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佛学院成立20多年来，已经培养了一大批爱国爱教的高级佛学人才。　

在此之前，大师还有个创意，那就是在中国佛教协会建立一个藏传佛教指导委员会。大师曾亲自与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商量。赵朴初非常尊重大师的意见，并表示同意，向中央报告。遗憾的是，指导委员会还没来得及成立，大师就去世了。　

另外，大师为了真正贯彻中央“以寺养寺”的政策，决定成立“钢坚公司”，用公司的收入来解决喇嘛们的日常生活开销和寺庙的维护改造。大师决定，如果还有富余，多出的部分全部捐献，为社会作贡献。除了成立钢坚公司，大师还主持成立了“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大师曾经表示要搞个基金会，把五省区联系起来，共同促进藏区发展进步。如今，大师已去，基金会还在，为造福西藏人民发挥着作用。　

坦率诚恳，积极进取，一生做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多年在大师身边工作的宋盈亭深情地说：“大师和我们党的合作有40年，这其中有14年是在逆境中度过。但大师对共产党感情很深，这是很难得的！”　

李佐民说：“记得一次大师在和我谈话中说到，我对共产党的感谢、拥护和热爱是发自内心的。如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现在的我。我充其量是个大活佛，过着剥削生活，了此一生。我要永远向党报恩！”　

大师年少时并没有学习过汉语文，但据3位老人回忆，“文革”后获得解放的大师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一本《新华字典》。“这是一本非常特殊的《新华字典》，4个角都没了，准确地说，它是椭圆形的！”李佐民说，“字典的封皮都用牛皮纸糊着，糊了好多层，用手摸过去，像个硬板似的。”　

李佐民见到此情此景，便和大师商量，这本字典太破了，再换一本新的吧？况且现在还有新版本的。大师笑着说：“你知道这本《新华字典》有多大的意义吗？它救了我的命！”　

原来，“文革”期间，大师曾含冤入狱。每天，警卫在送饭之前，都会递过一张纸条，问大师吃什么？可是，那时的大师不懂汉文，这给大师很大的刺激。于是，大师给监狱长提意见，要一本《新华字典》，从头到尾反复背诵。　

“你吹牛吧？”李佐民打趣地问大师。　

“我不敢说全记住，但你给我出一个字，我马上可以找给你。”大师认真地回答道，“我学习汉字，就是等待出狱后，更好地为党、为国家作贡献，我会一直学下去。”　

大师出狱后，秘书给他写的稿子，他都用汉文进行修改。此后，大师在多种场合讲话时反复强调，各民族的干部都应该学会汉文，这样就能更方便地进行交流，更好地增进民族团结。大师曾经风趣地比喻道：“比如我去新疆，如果我不会讲汉语，我必须有两个翻译，一个把藏语翻译成汉语，另一个再把汉语翻译成维吾尔语。如果我会汉语，只要一个翻译就可以了，那不是方便多了吗！”　

在大师与党的合作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七万言书”。对此，历来不乏争议。近年来，还被国外反华势力炒得很热。　

据张蒙纳回忆，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上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甘青川等省藏区的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错误。对此，大师从维护党的民族政策，维护党和政府的威信，维护藏族人民的利益出发，率直谏言，向中央递交了被称为“七万言书”的报告。大师曾多次说：“我有些话说得难听，但我的心是好的，是向着党的，目的是要求改正错误，做好今后工作，赢得人心，改善党的形象，提高党的威信。”　

当时，中央十分重视这个报告，周恩来总理亲自同班禅大师谈话，肯定了他的动机是向党反映情况，提意见，有些建议也是可行的，有利于改进工作。当然，对报告中的错话、过头话也坦诚地提出了批评，提醒他注意。　

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本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在向党反映情况、提意见时有气是事实；因为有气，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也是事实，但我没有反对党的心。……经过这些磨练，我学会了更冷静地思考问题，对党更加热爱了。” 这样的恳切陈词、耿耿之心，正表明大师的愿望的确是好的，是要帮助党改进工作。他从行动上真正做到了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是共产党始终不渝的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