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哲：强拆瑞云寺 三大焦点窥见真相

编者按：2013年12月8日早晨，福州瑞云寺被强拆。既然是政府危房改造工程，既然是拆迁红线内的公益用地，福州瑞云寺僧人为什么无法履行正常的法律手续，合法搬离？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李哲撰文发问：自诩为宗教团体“娘家人”的政府宗教干部，却始终冲在动迁、谈判、甚至胁迫的第一线，让人颇感错乱。这越俎代庖的背后，是怎样的纠葛与驱动？

瑞云寺新址如临大敌，已被封锁。（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小学围墙紧靠寺院外墙（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福州瑞云寺拆迁事件里，官方给迟迟不搬的被拆迁方，赏了两顶帽子，一顶是妨碍教育发展，一顶是抵制旧城改造。

寺庙旧址被规划为未来小学的建筑用地，却至今迟迟不肯腾挪——妨碍教育发展的罪名得以成立；紧守三宝道场而拖拆迁大局，态度犹疑反复——抵制旧城改造的罪名得以成立。

然而，同样是公益场所的学校和寺院，却被设计成二选一的僵局，瑞云寺还被界定这个僵局中当仁不让的牺牲品——这是为何？不立文字而口头粗暴动迁、先斩后奏建起所谓的安置新庙——这又是为何?

让人更要问“为何”的是，自诩为宗教团体“娘家人”的政府宗教干部，却始终冲在动迁、谈判、甚至胁迫的第一线，让人颇感错乱。这越俎代庖的背后，是怎样的纠葛与驱动？

一出瑞云寺拆迁困局，让我们看到法师的辛酸、信众的无奈、政商的理直气壮等等一干众生之相。一场见微知著的交锋，带给我们几多感慨、几许反思。

用公益的名义牺牲公益——二选一的僵局由谁设？

在瑞云寺拆迁事件里，让官方和拆迁方最为义正辞严的“声讨”，是瑞云寺的旧址占据了拆迁区域内计划新建的一所小学用地。甚至在拆迁工作指挥部提供的《关于福州象园瑞云寺搬迁情况说明》中，表示“现因瑞云寺未搬迁，造成该小学无法按期建成，无法满足7000多回迁户及周边居民子女的就学需求。”

然而让人拷问的是，学校和宗教场所二者都属于公益项目，缘何在规划时厚此薄彼，以公益的名义牺牲公益——并且让寺院背了孩子们上不了学的黑锅？

正如官方强调的，瑞云寺所在的拆迁区域，是福州市迄今为止最大的旧屋区改造项目，未来的远景是一个“集居住、商业、商务办公、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大型高端城市综合体”。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超大综合型的社区，在规划之初，就赫然把小学的图纸画在了寺院的旧址上，硬要在一个太平盛世里，导演一出国破家亡的时代里才有的“庙产兴学”。

能用的土地是有限的，要满足的规划标准也是明文的，要在这两个线性约束条件下，求得一个获利函数的最大值——牺牲宗教场所成为了一个天然有理的选择。

然而退一步讲，即便拆了旧寺建了学校，但不由分说就拔地而起的新寺，却是毗邻未来的新学校而建，二者相距不到50米——这更让人匪夷所思。一边是香火袅袅中的钟鼓齐鸣，一边是高音喇叭里的广播体操，想想也觉得难以接受。从立项、到规划、到审批，这一条线上的操作智商，恐怕都有待考量。

到时候若是家长投诉祖国的花朵不堪聒噪与熏染，必然又是寺院给政商大佬们背黑锅。不过，按照时下京城里流行的做法，把寺院改成一个清静典雅的高档会所，倒不失为一个上乘的解决思路——抑或，这就是规划之初所暗铺的发展思路？不得而知。

用大局的名义凌驾法制——先斩后奏的圈套由谁下？

“福州市迄今为止最大的旧屋区改造项目”——这是拆迁办和当地宗教干部都在极力标榜的一个大局。在这个正当性的制高点之下，迟迟不肯妥协的瑞云寺老法师们，俨然被勾画为拒绝旧城改造的刁民形象。

然而不得不指出，拒绝旧城改造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瑞云寺老法师们拒绝的，不是旧城改造——而是没有合法手续、没有正当保障、先斩后奏式的旧城改造。

既然是政府的危房改造工程，既然是拆迁红线内的公益用地，既然面对学校“实在无法避让”——为什么拆迁双方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没有签订拆迁协议？为什么要绕过合法的动迁程序，让被拆迁人无可选择地接受安置？为什么要把本可以两厢情愿的活局下成死棋？

这里面的蹊跷不得不由人深思。是正常程序的拆迁安置成本太高？还是颐指气使的行政惯性使然？还是另有隐情？这一点说不清楚，网友的想象力恐怕又要泛滥。

妨碍大局的帽子好扣，但也很容易扣回去——以大局的名义凌驾法制，这恐怕也不是“依法行政”的导向所鼓励的吧？

用“娘家人”的名义“扔孩子”——大义灭亲的情节由谁演？

在当地走访过程中，福州当地的民宗干部屡屡自称是宗教团体的“娘家人”，并表示他们的执政理念在逐步由管理向“服务”侧重。然而，在瑞云寺拆迁事件中，当地民宗干部却终冲在第一线，越俎代庖为拆迁办吆喝，这“大义灭亲”的情节让人倍感错乱。

我们看到，在瑞云寺呈递省宗教局的投诉信中，“通牒、要挟、威逼、恐吓、扬言”这样的字眼，都用在了形容当地民宗干部的动迁手段上。笔者在当地民宗部门亲访时的境遇，也都印证了所谓“态度恶劣”，并非空穴来风。

在拆迁方提供的《关于福州象园瑞云寺搬迁情况说明》的行文中，也很明确地承认，“四位一体”的协商工作小组——由王庄危旧房改造项目房屋拆迁实施单位为主体，象园街道、社区、区工作组相关工作人员组成——才应该是动员搬迁的主角；而所谓“市、区民宗局、佛协”，只能是协助的配角。那么民宗干部们这“反客为主”的节奏，到底为哪般？

如果“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就像瑞云寺的投诉信里所揣度的——开发商和民宗干部在背后总有某种纠葛。如果这一点不成立，我们也仍需要提请关注，用行政化的手段而“贪大求快”地推动城市化，在违反市场规律的同时也在触痛着草根民意。如果这一点还不成立，我们更需要痛心呼吁，民宗干部对待出家僧人的态度，那盛气凌人、专横跋扈的态度，什么时候才能有所改变？

民宗部门和佛教寺院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各地也并不鲜见。在父母官的“关怀”下讨生活的大小丛林，总是难免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寄人篱下”之态。眼下，“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干部作风进一步转变，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为民务实清廉形象进一步树立”的远景，也正是僧俗民众们所翘首以盼的。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在民宗部门的真切践行中，无疑将有着巨大的彰显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