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造脱模泥像，也就是“擦擦”，属于佛教中造像功德的一种，制作和供养佛像、佛塔可荐福禳灾。可见当时的印度十分流行此类小型佛教造像艺术。就目前的考古史料看，“擦擦”最早兴于古印度的恒河平原、阿富汗和克什米尔境内。据德国学者达德在《阿富汗加慈尼发现的印文泥“擦擦”和袖珍小塔》一文认为：印度恒河平原是这类物品“擦擦”的主要集散中心。杜齐教授在《西藏考古》介绍说：意大利考古队在阿富汗和克什米尔都发现了一些“擦擦”。而且“擦擦”从古印度——巴基斯坦半岛的东部一直遍及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缅甸和泰国地区。

尽管国外学者大都公认“擦擦”起源于古代印度，但就它产生的具体时间、地点仍有争论。不过在“擦擦”的授放仪式和供养习俗等方面，他们的观点大致相同。一般认为，修造一座塔就是修造佛本身，佛身与佛陀的教义在这里相互一致。为了使佛塔达到圆满如法的境地，按照佛教仪轨必须在塔基或塔腹中装藏刻有经文和咒语的陶制“擦擦”，只有这样才符合佛教礼拜的仪规和要求。从“擦擦”在古印度佛教民俗的功能分析，它主要用于佛塔的装藏。通常“擦擦”被存放在不同形制的佛塔肚子里，或被置于基座的顶部。由于瓶状塔肚，或基座本身都有一个小门，因此人们有时也可以看到或摸到里面的供放的“擦擦”。

日本东北大学藏擦擦宗喀巴等五尊（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提供）

按照杜齐的说法：“在塔内存放‘擦擦’的习俗起源于印度的石板塔肚存放圣物的风俗习惯，这样做可以起到保护和隐匿的作用。”而且不同塔形装藏供奉的“擦擦”要与佛塔的性质相一致，例如有的“擦擦”作为法身藏物的经文大多取自经典的陀罗尼咒文。杜齐教授收藏的早期印度和吐蕃时的“擦擦”，几乎无一例外地刻有《般若婆罗密多经》的经文，或印度西北部及恒河流域铭文中所写的持咒。从这一点看，“擦擦”作为藏传佛教艺术类型，从一开始就继承了古代印度的艺术传统，甚至可以说“擦擦”不过是从印度早期的艺术形式衍生和照搬过来的舶来品。
作为外来的佛教艺术形式之一，“擦擦”是何时传入吐蕃的？目前并没有确切的定论。但大体上可以认为是在吐蕃时期，即公元7—10世纪之间。西方著名藏学家斯内尔格罗夫和黎吉生则认为，“擦擦”与佛塔传入西藏的时间可追溯到7世纪。遗憾的是西藏至今没有发现相当于吐蕃时期的“擦擦”作品。对于“擦擦”传入藏地的时间，杜齐认为少数部分在9世纪之前就传入了藏地，但大部分“擦擦”的制作和传入的时间是在10世纪以后。这个结论是杜齐教授将自己收藏的主要来自西藏西部和后藏的“擦擦”，在与印度、克什米尔等地的“擦擦”作了比较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杜齐认为藏地发现的“擦擦”在制作的过程中，仍然采用传自印度的早期印制模具，因而西藏模压出来的最古老的“擦擦”带有印度模印文字。如一份公元9—10世纪印度“擦擦”的祈愿文“yedharma……hasrama mah”的大部分都模糊不清，有的已被转拼成藏文字母。有时在西藏的“擦擦”上会发现拼写错误，这表明它们出自不大精通梵文的初学者之手。这一情形或许正好说明，“擦擦”在9世纪以前就传入到了藏地，只是在其制作模仿等工艺方面做的不够精美，流传的不够普遍罢了。

从可资利用的考古学材料看，大乘佛教流行于西印度与中亚各国时期，正是佛教造像艺术兴盛繁荣的阶段。而“擦擦”的制作和使用恰好是大乘佛教造像善业的一个共同特征。目前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发现“擦擦”的造像时间，也基本上是在公元7—11世纪之间。例如，唐朝时的长安寺庙中就很流行泥制的小型佛像“擦擦”，近些年西安就出土了不少造型不一、题材不同的泥制佛像。另外敦煌晚唐时的卷子中有数篇《印沙佛文》，其中记载了制作模制泥佛像的盛况。由此可推想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近百年之久，期间曾不遗余力地发展佛教事业，作为最方便廉价的善业功德“擦擦”自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擦擦”作为一种外来的佛教艺术形式，则需要一个接受与创新的过程。

由于吐蕃王朝对外文化交流的开明政策，促使了越来越多的佛教朝圣者长途跋涉到印度求法问经，巡礼胜迹。与此同时，也由于伊斯兰教的大举入侵，迫使大批高僧人德和佛教徒从印度、克什米尔和新疆于阗等地纷纷逃亡到西藏传播佛法。由此，极大地促进了吐蕃地区佛教事业的发展和藏族文化的多元性特征。“擦擦”艺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西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