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北响堂第16号（大业洞）七佛龛

抬头仰望高大的大佛洞，在洞窟的顶部，一排雕刻精美的小佛龛浮现在虚空中，佛龛内佛像端庄肃穆。水野和长广发现，其中一个佛龛与其它佛龛不同，佛龛内的佛像被盗凿，只留下一个黑黢黢的洞穴，由于太高他们无法进入考察。他们走出了大佛洞，与神秘的高欢陵穴擦肩而过。

之后，他们来到释迦洞，这是一座富丽堂皇的洞窟，窟门的雕刻极具华丽，变形为装饰图案的龙体从窟门两侧盘旋上升，至门顶端龙首昂扬，二龙相望。窟门甬道的墙壁上雕刻缠枝纹、联珠纹饰。窟门左右两侧还雕刻有近2米多高的胁持菩萨像。在两开间内各有一个大佛龛，佛龛内雕刻手持法器的武士。门侧高大的石雕柱子底下卧着两只巨大的石狮子。石狮把门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具有镇安、辟邪等寓意。他们在中国行走，曾看到很多寺院、宅院、府邸等门前都摆设有石狮，而在释迦洞看到的石狮把门是他们所看到的中国较早的实例，尽管此前中国的汉代已经大量使用石狮，可作为建筑物门前的石狮却很难觅到。

刻经洞是北响堂山另一个重要的洞窟。其开凿的时间大概在北齐天统年间，也就是公元565年。洞窟外形明显流露出受印度犍陀罗风格的影响，呈现出一座覆钵塔的造型。这种造型在早期佛教中是为了安葬佛祖释迦牟尼特意创造出来的。传到中国便成为一些高僧大德圆寂后的神圣象征。水野清一和长广明雄在其它石窟的考察中，还没有见到过石窟和佛塔合为一体的先例，他们对北响堂石窟中出现的一系列新异的造像题材、造像风格、洞窟造型感到惊奇。他们不知道这种窟形的出现与高欢的那个陵葬有很大的关系，但不管怎么说，这种石窟造型到后来成为中国石窟艺术的经典之作。

在刻经洞外，他们发现墙壁上刻满了文字，仔细辨认，原来这些大面积的文字全部是佛教经卷。有的是整本的佛经，有的是一部佛经的节选。

在石窟中镌刻佛经，也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独创。而中国佛教刻经的发源地便是响堂山。公元568年，北齐晋昌郡开国公唐邕首次在响堂山开创了将经文镌刻在石壁上的先河。此后，这种做法影响到山东、河北以及北京房山云居寺等地，并历经一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的刻经文化体系。迄今，在响堂山仍保留有数十部石刻经文，遍布在洞窟内外、佛像上下。20世纪末，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刻经研究专家罗昭先生来到这里，看到这些遍布石窟内外的刻经，激动地说：“这是中华第一刻经”。

水野和长广拿出随身携带的宣纸和墨汁，小心翼翼地将这些文字拓了下来。回日本后不久，他们用日文出版了《响堂山石窟》一书，记录下了他们这次考察的收获。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其后，北京大学、社科院等专家学者纷踏而至，一时间，本已没落在蒿草丛生的北响堂石窟再次引起世人的瞩目。

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在考察中的遗漏，使大佛洞中遥遥在上那个隐秘的陵穴失去了被世人认知的机会。直到半个世纪后，响堂山石窟文物保管所的青年学者、本书的作者之一赵立春在偶然中发现了那个隐秘的洞穴。在捆绑连接在一起的三个梯子的颤微中，他匍匐着爬到了窟顶，拿着手电，提心吊胆地钻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