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0712号（莲花洞） 莲花雕饰

孝文帝即位后，进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并迁都洛阳，以南朝为榜样，制定礼乐制度，大力吸收南朝文化，在客观上促进了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间的互相融合。当时的南朝，继续盛行着魏晋以来的“门阙制度”，士族和文人雅士在政治﹑经济和上层社会中享有优越的地位。那种潇洒不群﹑超然自得，无为而无不为的所谓魏晋风度，已成为当时流行的风尚。在哲学领域，则是以玄学替代经学，以本体论﹙内在实体的追求﹚取代了自然观﹙外在世界的探索﹚。这种追求，不是表面的﹑外在的，而是要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超脱的风貌姿容，这才是人们所欣赏﹑评价﹑鼓吹的对象。在这里，人们并不一定要学那些种种放浪形骸，饮酒享乐﹔而是被那种内在的才情，风神所吸引﹑感召。那种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顶礼。这种风尚在绘画领域里的表现，则是讲求“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

 “秀骨清像”的造型风格，起始于东晋时期的顾恺之﹑戴逵，形成于南朝刘宋时期的陆探微。顾恺之﹙346—407年﹚在义熙中﹙405—418年﹚为散骑常侍，博学有才气。他的为人，据说是“痴黠各半”，“好谐谑”，“好矜夸”，却又是“率直通脱”﹙《晋书?顾恺之传》﹚。这种作风正是魏晋名士的思想表现。他在江宁﹙今南京市﹚瓦棺寺画的维摩诘像，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2说：“有清赢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焉然一幅悠然超世的神态。他的作品留传至今的有摩本《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等。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到“秀骨清像”的画风和“褒衣博带”的衣冠服饰。它们虽然都是后代摹本，但画中同样的妇女服饰也见于炳灵寺169窟中的西秦壁画和北魏延兴四年至太和八年﹙474—484年﹚司马金龙墓木板漆画，可见有一定的可靠性。南朝刘宋时陆探微﹙424—472年﹚深受顾恺之画法的影响。唐张怀环评论他的人物画是以“秀骨清相，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历代名画记》﹚为特征。这种秀骨清像的艺术特色即成为当时所尊崇的风尚，并影响于后代。

褒衣博带，《汉书》卷71《隽不疑传》载：“不疑……褒衣博带，盛服至门上谒。”颜师古注：“褒，衣大裾也。言着褒大之衣，广博之带也。”《晋书?五行志》曰：“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放，舆台成俗。”《宋书?周朗传》曰：“凡一袖之大，足断为两裙之长，可分为二。”《颜氏家训》又曰：“梁朝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由此可见，这种服装在当时的南朝上层男子中是相当流行的，我们从宾阳中洞前壁的《孝文帝礼佛图》和巩县石窟寺中的《礼佛图》中就能看到很多身穿这种服装的贵族男子形象。不过，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龙门北魏佛像的服装与当时世俗间的褒衣博带装还是有区别的。而在南京一带南朝墓葬中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雕中的荣启期所着服装，正与佛祖穿的对襟大衣﹑内衣束带下垂的作法完全相同。可见，南朝的佛教艺术家们最早创作褒衣博带装佛像时，参考的是当时深受人们敬仰的隐逸者们所穿着的服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