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为明靖江王的后代，为逃避明王朝内部最后的权力之争，大约七岁便出家当了和尚。康熙元年（1662），石涛与其师兄喝涛云游江浙至松江，拜昆山泗州塔院的禅林高僧旅庵本月为师，旅庵是天童住持道忞的法嗣。顺治十六年，道忞奉诏北上为顺治皇帝说法，旅庵随师一同进京。旅庵出京后，奉旨入善果寺。所以石涛刻有一方印章，上书“善果月之子，天童忞之孙原济之章”，并在“十六阿罗应真图”等画上落过此款。石涛离开松江后，来到安徽宣城，先后挂锡于敬亭山广教寺、金露庵。闲云庵等，历时15年。其间，他遍游黄山，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好友汤燕生为其“黄山图”题诗：“禅伯标新双目空，通天狂笔豁尘蒙。张图累月浑相恋，戴笔闲行羡此翁。”石涛“豁蒙尘”的“狂笔”应是明中叶狂样遗风的反映。康熙十九年（1680）夏，石涛离开宣城，来到南京，寄居长干寺一枝阁。石涛除了画传世，还有《画语录》画论震响画史。《画语录》共十八章，“一画”论是其核心思想。一画论并非是绘画的具体技法理论，而是一个哲学本体论命题。石涛把“一画”视为宇宙万物的根本法则，也视为绘画的根本法则。

石涛晚年出佛入道，“蓄发为黄冠”。究其原因，主要是石涛对当时禅林内部的宗派门户之争不满，使他对佛门失去了信心而转向道教。

佛画，题材极为广泛，观世音恐怕是古今画家笔下最喜欢的题材了。观音画，从古到今，以各种形式出现，诸如壁画、帧画、版画、文人画、民俗画等。宣扬观音神力的画面，今存敦煌莫高窟四十多幅隋唐“法华经变”的壁画中，就有犯人临刑前念观世音名号而刀杖节节自断的场面。

唐代，以观音的帧画很流行，许多画家，精于此画。帧画一般画在单绢上，有的还加以衬布、挂带。画上除了观音形象，还有誓愿文及年月日。帧画的优点，可以悬挂，便于移动，以绘画代塑像，轻而方便。有的挂在壁上，有的挂在架上，以作供奉之用。

五代以后，佛教版画特别发达。当时敦煌地方官曹元忠下令开版印制佛教画，印制的佛像，图样非常复杂精美，今天从敦煌的文物中还能见到，其中“毗沙门天像”、“救苦观音”像等。吴越王钱俶也曾下令开版印制佛教版画，其中印制比较精美的是“十二面观音”像。

宋代，禅宗极盛，受禅宗“呵佛骂祖”之风影响，昔时供礼拜诸尊图像渐废，致使佛家不再专为礼佛去作佛画，而是以戏墨玩赏的心态来描述佛教人物画。他们以疏简明快的笔法，以淡雅水墨渲染，随心所欲地创作。法常的“白衣观音”是该时有代表性的作品（现藏于日本京都大德寺）。法常禅师笔下的这幅观音，通体素朴白衣，如农家妇女一般正襟危坐于临水的山崖蒲团上，以荒凉的山野为背景。观音表情镇静、端庄，神闭意定，仿佛带着几丝淡淡的哀思。观音的一旁端放着插有柳枝的净瓶，脚下水不动，四周风不吹，似乎只有观音的轻微呼吸声隐隐可闻。这正体现了《坛经》所说的：“一时端坐，但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坦然寂静，即是大道。”

在禅宗之风的影响下，唐末五代开始流行“禅僧顶相画”，此风宋代大盛。五代至宋元，不少日本僧人来中国请益访学，回国时都要请人画一幅顶相画，请中国名僧在画上写顶相赞，回去珍藏；或带师父的顶相画回去珍藏，已成为一种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