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理论上说，收入分配的平等，可保证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当财富从边际效用较低的富人向边际效用较高的穷人转移时，社会的总和福利就会增加。与政府机构相比，私人慈善机构在对收入进行有效再分配和提供服务上，通常更有优势。因为政府的财力毕竟有限，在存在大量贫困人口或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仅靠政府单方面的救助，往往会感到力不从心。同时，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中，政府在提高税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方面，也面临着很大的阻力。

其三，自愿性的慈善行为，能使“助人者”与“受助者”同感幸福。私人慈善业不仅有助于跨越收入分配的“数字鸿沟”，还有助于跨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幸福鸿沟”（Happiness Gap，黄有光语）。效用是个人内心快乐或满足的感受，人们不仅有“经济偏好”，还有对审美、情感和道德等偏好。根据广义效用理论，收入和财富能给个人带来效用，同时情感、道德、美好的事物等，也能给个人带来内心的快乐和满足。一个利他主义者与一个利己主义者相比，前者由于财富向他人的无偿转移，其自身的消费和财富也许比不上后者，但从效用上看，则未必如此。当你向一个饥饿的婴孩递上牛奶，看着他香甜地吸吮，看见他吃饱后重又绽开的笑脸……———有什么样的快乐能与之相比？！同样，对于接受帮助的人们来说，得到的也不仅仅是物品、钱财，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爱。一个饥肠辘辘的人从地上捡起一块面包，与接过别人递过来的面包，其感受和效用自然是不一样的。就此而论，慈善行为可谓是弥合社会创伤的一剂良药。

最后，自愿性的慈善行为也是社会精英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竞争和财富积累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个人和企业家，应该意识到自己有回报社会的责任。李嘉诚先生这次向四川地震灾区捐出了巨款，用于灾后的教育重建，可他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又是多么的节俭！一件西服要穿好多年，皮鞋是补了又补，一支圆珠笔也要用上好几年。从国际上来看，美国有70%的家庭参与慈善活动，即使收入低于1000美元的家庭也有一半（46%）参与捐助，而收入在10000美元以上的家庭捐赠比例则高达90%。与之相比，中国的私人慈善业发展还较为缓慢。不过，令我们感到欣慰和鼓舞的是，在这次四川地震的巨大灾难中，在我们为灾区人民一次次落泪的同时，也一次次地为国人的慷慨捐赠行为所感动，从中，我们也看到了未来中国私人慈善业进一步发展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