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从福建的一个刊物上看到，某研究人员认为，近代福建佛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是从近代在华基督教出于传教需要、兴办各种慈善事业以争取信徒中得到启迪的。我认为，这种说法缘于对福建佛教的历史缺乏研究。其实，很早以来，在历代高僧大德的引导和带动下，福建广大佛教徒即积极参与治理水患、造桥修路、植树造林、赈荒救厄、兴办教育、施医赠药等慈善公益事业，为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形成了优良的传统。
据史书记载，南平的黯淡滩，一向以滩险湍急著称，舟船过往每多覆溺。唐大顺二年(891)，僧无示在滩的北面建黯淡院，募工疏凿险滩，使水势稍平。宋天圣中(1023—1032)郡守刘兹在此开港道；元丰中(1078—1085)，黯淡院僧人逐年负责港道的开浚疏通。福清的绵亭洋，从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起，僧惟真用整整9年的时间来治理。他拦截溪水分为12派，筑堤810丈，建斗门4个，使之能灌溉40顷农田。漳州龙溪的赵埭、西埭，也是兼具蓄泄排灌功能的水利工程，两埭能灌溉农田14顷多，为明洪熙元年(1425)漳州南山寺僧无溢所修筑。以上所述说明，唐宋时期以来，福建佛教界在福建各地治理河海水患、农田灌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福建佛教界历史上在造桥修路、拓展交通方面的贡献尤其突出。福建僧人募建桥梁，始于隋代而盛于宋、元之时。福州连江的通济桥，隋大业年间(605—618)僧独觉初造首尾石梁。宋政和四年(1114)，连江大中玉泉寺僧真觉又续建成之。据明黄仲昭《八闽通志》一书统计，福建僧人宋代建桥99座，元代建桥40座，明代建桥36座。其中著名的如泉州的洛阳桥(万安桥)，建于宋皇祐五年(1053)，嘉祐四年(1059)竣工，由郡守蔡襄主持，僧义波、僧宗善等人具体负责建桥工程。因工程劳累，大桥落成后，义波圆寂，人们在桥附近建祠塑像纪念这位杰出的僧人。晋江安海镇的安平桥，宋绍兴八年(1138)先由僧祖派发起修筑，僧智渊亦施资捐助。至二十一年(1151)由郡守赵衿续建好未完成的工程。桥全长2251米，俗称五里桥，素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1961年3月，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如元代泉州僧人法助，一生致力于建造桥梁，达12座之多，人称“平海头陀”。僧人们大规模的桥梁建设，为利益民众交通、促进商贸发展和经济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明末清初的战乱年代，福建僧人还从事掩骸、济困等人道主义善举。清顺治五年(1648)秋，清军攻破郑成功所守之同安县城，残酷屠城，使得尸横塞路。时同安梵天寺僧无疑“率其徒达因等七人亲以草荐裹尸，舁往城外火化，掘地十余丈而为之厝。”清顺治十二年(1655)春，“兴化、福清、长乐罹兵变，饥民男妇流至会城南郊”，福州鼓山涌泉寺僧元贤“乃敛众遣徒，设粥以赈，死者具棺葬之，凡二千余人，至五十日而止”。光绪三年(1877)福州发生水灾，福州怡山西禅寺僧微妙“尝就寺设粥厂施人”。(见民国《福建通志》)
民国时期，福建佛教界与全国各地一样，一改传统的教育方式，在大力提倡僧教育的同时，大力兴办社会学校。虽然佛教界兴办社会学校与当时受社会上“庙产办学”风潮及西方现代教育方式的冲击和鞭策不无关系，但究其内因，这种随缘变化和发展，仍是由大乘佛教慈悲济世、利乐有情的宗旨所决定的。兴办佛教社会学校以及佛教医院都是民国时期福建佛教慈善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1、兴办佛教社会学校。1924年11月，泉州开元寺都监圆瑛与住持转道、监院转物于本寺创办慈儿院，1946年更名“儿童教养院”。慈儿院本着“佛教大乘慈悲宗义，与乐拔苦，专取无依孤儿施以教养”。至1947年为止，慈儿院共毕业18届，为社会输送了大批人才。1923年泉州承天寺僧会泉创办具有义务教育性质的“优昙学校”于寺功德堂，次年2月由闽南佛化新青年会继续开办，更名为“承天禅寺义务学校”，开展面向社会的义务教育。此外，福州、厦门、漳州一带也都开办有同样性质的小学教育。这类小学的教学内容除了普通小学课程外，通常都要传授佛教基础知识。这种办学方式得到佛教界的普遍认同，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地的佛教社会学校，至今仍延续这种办学方式，已成为传统。
2、设立佛教医院、义诊所与施药处。1913年，泉州崇福寺设立“崇福寺诊疗所”。住持妙月和尚、寺僧元镇、常凯等均擅长医术，其就医一概不收诊费，医药只收成本，不求利润。1947年7月，福建佛教分会在福州开元寺设立“福建省佛教医院”，由福州开元寺住持宝松和尚负责具体事务，医院的创建以及开办经费由董事会与福州各大寺院和各县市佛教会筹集。解放后，佛教医院改为福州人民医院。此外，厦门还设施药处，泉州亦设花桥施药处等，为解除众生心灵上的迷惑和肉体上的痛苦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作者：世起 编辑：邢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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