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师宁:城市化与宗教——机会与挑战 多元与对话
2009年11月19日 16:18凤凰网华人佛教 】 【打印共有评论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高师宁在第八届觉群文化周上发表了《城市化与宗教——机会与挑战 多元与对话的主题演讲,演讲摘要如下:

一、城市化的必然趋势和结果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所谓城市,即相当多的、自己不生产所需粮食的人们的长期集中地。所谓城市化,即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城市化的结果是城市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城市人口所占比重的增加。

尽管城市的出现只有五六千年的历史,而且,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那时候所谓的城市,不过是一些人口略为密集的小社区。然而,近代以来,全世界的城市化进程以一种全新的高速度迅猛发展,发达国家基本上已完成了城市化过程。据2000年的统计,世界城市人口比重为47.0%,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城市里。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全面提速的。1996年到2003年,全国城市化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44%,2003年到2004年为1.3%。具体来说,在2000年时,全国“城镇”人口比重是36.32%,全国标准化城市有659个。 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5.7%,按照每年0.8个百分点的增速,201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50%。 而根据建设部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55%—60%,城市人口将达到8亿—8.5。 正因为如此,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副行长、原克林顿总统经济学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1943--)教授说:“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市化,将会是影响21世纪全球发展的两大重要事件。” 

城市化的直接结果之一,是原有城市变成城市群,或者说成为更大的城市、周际城市、卫星城市等等。此外,人口流动加速,人口剧增,大城市生活更加多元,更加丰富。

城市化的直接结果之二,是新兴城市和“城乡结合”地带的出现。由于城市的扩展,在过去纯属农村的地方,或者变成了城镇,或者成为农村与城市的汇聚会地;而过去曾经是“乡下人”的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逐渐成为“城里人”。

城市化结果直接之三,是对于城市周边甚至离城市稍远但交通还便利的农村的巨大冲击。首先,城市化过程大大地加速了那些地区的农民的分化,这种分化包括职业的分化——许多人虽然住在农村,但不再从事传统农业,而成为各种专业经营方面的专业人员,有些人甚至成为乡、镇企业的雇员或企业主;生活范围的分化——许多农民不再眷念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他们离乡背井去城市闯天下,逐渐成为城市中不可或缺的生活服务主力军;农业结构的分化——即便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信徒,也卷入了市场经济的处境之中,从过去以种粮食为主,生活上自给自足到从事多种经营,主要为市场服务。其次,城市化进程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变了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扩展了其眼界。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生活受到了经济发展的冲击。此外,城乡联系更多、更广,人口的流动加速,外来人口增加,生活的色彩也相应增加,人的观念意识发生了改变。

二、机会与挑战

从世界几大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发展历史来看,宗教与作为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社会的城市曾经为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在现代社会,城市人口的相对集中,现代科技带来的各种便利,不仅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也为宗教对城市提供其特有贡献奠定了基础。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曾经提出两个重要概念──社区与社会──来表述人类社会的两种群体。滕尼斯认为,在社区里,人与人的关系是密切、和睦的,其主要形式有:亲属、邻里、友谊;社区生活类型的现实形式便是家庭、乡村及借助和睦感情、伦理习惯与宗教信仰而建立起来的城市。它们分别基于血缘纽带、感情和团结精神。因此在社区生活中,人们的行为以原始自然感情的一致或本能的伦理良知为准则。而在社会中,人的关系却是分离的,因为人们在感情上是疏远有间隔的,其关系是建立在相互间的利害关系之上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基于个人的理性思考和自由行动;社会生活类型的现实形式是股份公司、大都市、民族国家及整个工业社会,其所依据的原则是人们相互约定的常规、政策与公众舆论。 今天我们的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这类大都市,滕尼斯论述的“社会”的各种特征都非常突出。而且,城市扩大、人口增加无疑大大地强化了这些特征,对于宗教组织而言,这既是机会,也是挑战。

让我们列举几个机会。机会之一:流动人口增加,尤其是进城打工人口的增长。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有一亿多农村青壮年迁移到城市。 就城市中的农民工而言,他们来到城市,割断了过去的一切社会关系甚至传统,尽管城市人海茫茫,但他们却倍感孤独,尤如被抛在荒岛之上。为了生存,他们从事的工作危险、艰辛、沉重、报酬少、无保障等等,几乎是城市居民不愿承担的。他们中有的人没有单位,甚至没有身份,无疑处于城市的边缘,生活在最底层,默默地承受着各种不公和歧视。此外,在面对生存困境的同时,农民工还面对着巨大的诱惑。城市的繁华和物质的丰富,城里人喝咖啡、唱歌跳舞的悠闲,城市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开放与自由……所有这一切,不仅与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也对他们是一种极大的刺激和诱惑。面对这些花花绿绿的生活,他们自然会从不平产生不满,从强烈的自卑中产生各种欲望,极少数人走向了罪恶的深渊, 更多的人则是在这种诱惑中苦苦挣扎。城市与农村在各方面的巨大差异,必然使他们受到极大的冲击,必然引起许多问题。谁来关注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群?谁愿意给予这些处于边缘人群有效而持久的帮助?谁能够向这些弱势群体提供精神家园?毫无疑问,最有可能为他们提供帮助是宗教团体。

机会之二:尽管城市生活内容越来越丰富,城市生活质量不断在提高,但是,对于大都市中绝大多数物质生活已经不成问题的民众来说,社会巨变带来的精神问题、心理问题、情感问题更多、更复杂、更特别。为了寄托自己精神追求,寻找自己精神家园的途径,宗教越来越可能成为许多人的选择。

机会之三:城市的生活越来越便利,然而,城市中人与人的交往却更倾向于需要。换言之,城市里的任何人都仅可能认识同一城市中的极少数人,个人与他人的交往更多地不是建立在感情之上,而常常是建立在不同角色之间的需要之上。因此,尽管城市中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但是感到孤独的人却比比皆是。人与人之间所需要的那种人情味在逐步淡化,而城市的规模、人口、生活节奏的快速等,更是加速了这种人情味的淡化。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所言,如果现代城市的居民们要严肃地对待他们遇到的每一个人,或者对每一种新的情况都表示兴奋或惊讶的话,那么社会生活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爱心的宗教团体就可以充分地去发挥其克服人与人疏离的功能。

机会之四:随着城市的发展,社会面对的新问题不断增加,更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面对各种挑战。因此,宗教团体的社会活动空间也大大地扩展,而且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也可以越来越多样化。除传统的济贫救灾活动之外,宗教团体可以更多地关注并参与例如环境保护、对爱滋病人的救助等社会公益事业,组织学术会议、参与学术研究,发行出版各种书刊,积极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为社会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机会之五:城市(尤其是大都市)往往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即将到来的世博会就是一个最佳的例证)。对外展示中国古老的文化和传统,并向其他文化和传统学习,也是宗教团体的义务和责任。

至于挑战,事实上,每一个宗教团体都已经深切地体会到了城市化带来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城市化、市场化与工业化。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城市化进程比市场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更具有社会性、整合性、综合性、复合性和多元性,或者说,城市化进程比市场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涵括了更多的社会发展内容。 由于中国社会特有的历史、文化特点,其社会转型自身存在着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仅就这个过程中的城市化而言,其关键是农民的市民化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并非只是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它还包括对进入城市后的农村人的整个人格的尊重,让他们完全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子女能够有书可读有校可上,老人及家属能够有房可居,可以享受一切公共设施和社会保障制度,得到各种适合他们的技能培训等等。一言以蔽之,城市化不是只需要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并没有做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只有城市和农村这种二元结构,而且,城乡对立、城乡差别又使这种二元处于几乎完全割裂的状态。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是在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割裂之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城市化带来的许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

例如,进入城市的大量人口在带来巨大社会变迁的同时,不仅引起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例如由于公路、铁路以及航空运输已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春运”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独特的现象),而且对一些传统的制度(例如户籍制、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等)提出了挑战。

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宗教也必然要经受这种由变化带来的挑战。例如,如何使宗教中的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社会协调起来,并且在现代社会有所发扬光大?当城市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时,宗教如何有效地抵抗日益增长的物质主义?当现代化带给城市生活更多的色彩时,宗教如何面对日益加深的世俗化现象?当社会风气下滑,社会不公出现时,宗教如何体现其公正的、充满爱心的形象?当城市中的外来人口增多,各种宗教信徒增加时,各宗教团体如何解决传统认同、宗派认同、甚至地域认同的问题?当信众的文化文化程度提高,知识面扩大之时,各宗教团体如何去满足他们的需要?随着城市发展交往也增加的宗教团体,如何处理与政府部门、学术部门等各方面的关系?等等。

一言以蔽之,中国宗教遇到的种种问题,尽管有些是历史的遗留,更多的却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解决这些与时俱进的问题,需要各宗教团体勇于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对中国宗教而言,机会与挑战是同时存在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可望提高声誉,宣传自身,赢得信众,真正发挥宗教团体和信教群众在经济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可望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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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师宁 编辑:邢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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