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佛教来自印度，经过汉魏两晋和南北朝的初传、普及和研究阶段，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不断适应和结合，至隋唐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完成。此后，佛教诸宗逐渐会通融合，形成以禅宗为主体的融会型的中华民族的佛教。佛教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份。要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不对中国佛教有所了解；研究中国佛教，也就必须研究禅宗。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对禅宗研究十分不够，无论是对于禅宗人物、文献、思想以及禅宗断代史、通史的研究都没有充分全面地展开，因而所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

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胡适（1891－1962）在英法两国掠藏的敦煌文献中发现神会的语录资料，整理校勘为《神会和尚遗集》出版，直到去世前仍断断续续对神会语录和其它禅宗文献进行研究。胡适在禅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赞赏。七十年代，印顺法师在长期从事佛教和禅宗研究的基础上，并利用国内外最新发现的禅宗资料，撰写出《中国禅宗史》，填补了中国佛教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应当说，胡适和印顺法师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现代学术界利用新资料开展对佛教、禅宗的研究都发生十分有益的启示和较大推动作用。

印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并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禅宗通史，只是从菩提达摩写到唐后期南岳？马祖的洪州宗、青原？石头的石头宗为止的中国禅宗早期历史。作者自己在序中明白交代：“本书所着眼的，是从印度禅演化为中华禅”，“仅揭出其重要关键”。这实际是在禅、禅宗这一方面对佛教中国化这一重要历史课题所展开的继续深入的研究。笔者通读此书后，认为印顺法师在探讨来自印度的禅如何实现中国化的问题上作出了卓越的尝试，即使书出近三十年后的今天对从事禅宗研究者仍有很大启迪作用。

在此隆重庆祝印顺法师九秩晋五华诞之际，笔者仅就《中国禅宗史》中认为最具创意的见解和印象较深的几个问题写出，以回顾法师在禅宗研究领域所作出的宝贵贡献。

一、禅史的内容和编写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编写中国禅宗史应当着眼那些重要方面和问题，具体写作过程中应当注意些什么？这是从事禅宗研究的人十分关心的。印顺法师在《中国禅宗史》的序中说：

禅史应包含两大部分：禅者的事迹与传承，禅法的方便施设与演变。

在解释前者的时候特别对禅僧的师承关系进行说明，认为禅僧重视师承关系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影响，“达摩禅越发达，传承法统的叙列也越迫切”，“为了适应时代要求，非要列举祖统不可”，或是参考《禅经序》、《付法藏因缘传》、《萨婆多部记》等的传承记载，或凭借想象编造法统。然而这与禅宗的真实存在与发展没有关系，不能因为在禅宗祖统上发现问题就对禅宗历史的真实性也发生怀疑。至于从达摩以来禅师们的事迹，也多是源于传说，因为传说的多样性和辗转抄写流传的原因，致使同样的事情有情节和详略不同的传说。对于研究者来说，应当善于通过自己的研究，从各种传说中“求得一项更近于事实的传说”，并不应过分重视如《高僧传》等的价值，而忽略或有意改变前人的传说。

关于第二点，即“禅法的方便施设与演变”，作者认为这应该是禅史的重要部份。禅法尽管是禅者的“自心体验”、“自觉境地”，按其本性是不可用语言文字表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在实际传法中，又不能不借助语言文字或各种动作表述出来，这样便形成某一时代、地区、宗派的不同禅风。作者强调，“方便的多样性，并不表示自心体验内容的不同。”前者具有的时代、地区、宗派的差异，并不妨碍禅悟内容的前后一贯性。应当防止因见禅风的不同而“以今疑古”，例如不可因后代禅宗强调“不立文字”而怀疑达摩曾提倡四卷《楞伽经》；也不能“以古疑今”，例如因看到慧能提倡《金刚经》与达摩以来传承《楞伽经》不同，便怀疑他的顿教禅法是另有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