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张之洞《劝学篇》文中的“无心”建议，竟引发了各界促成佛教界提拨庙产以兴学堂的风潮，僧人为护产卫教而援引外人势力寻求保护，致由内政演为外交争端。此项事实，发人省思。

在中国庙产兴学，举国僧侣奔走张罗以求护产之际，日本净土真宗东本愿寺派伊藤贤道、水野梅晓等僧来华，他们的足迹遍及潮州、汕头、漳州、泉州、杭州、上海、南京、长沙等地。

伊藤贤道鼓吹中国寺僧受其保护，罗致杭州三十六寺投归净土真宗，编为东本愿寺之“在华下院”。当地方官吏或乡绅欲提拨寺款时，日本领事馆即出面交涉，犹如西方国家教士保护教民模式。因地方官无法解决此一外交纠纷，遂逐级呈报中央，经中日双方交涉，日本真宗取销对中国寺庙之保护，而清廷亦允下诏保护佛教，并令佛教自行兴学以维护寺产。

水野梅晓先至江南，认识伊藤贤道，时常参加杭州诗文之会，结识诸山长老，如寄禅（八指头陀）、定能、松风、海峰等师。当伊藤贤道为政府逐出境之后，因寄禅之介绍前往湖南，认识长沙麓山寺沙门笠云法师，其间交往活动，新续高僧传叙述甚详：

及戊戍政变，事言庞杂，新说盛行，竞立学堂，强侵寺院，摧残教宗，以夺僧产，将无所不至，笠云甚忧之，值倭僧水野梅晓寻法南岳，道出长沙，久慕道声，迳来参叩，谘询之余，为述日本佛乘随潮流之转移，与国力以俱新，种种业力，不外兴学，欲谋保护教纲，弘扬佛旨，无出此者。笠云颇为之动，明年，遂假开福寺刱立僧学，并设佛会，推笠云董之，而夺攘之风稍息。

时为光绪三十年（1904年），开福寺僧学堂的经费，除本寺寺产外，日本东本愿寺大谷光瑞亦予赞助。水野梅晓除任开福寺僧学堂教席外，同时与湘中硕学王闓运、叶德辉、黄自元、瞿鸿机等人结文字之交。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劝笠偕徒筏喻、道香二师东游日本，考察彼邦佛寺僧学及政教习俗，返国后着有《东游记》一书传世。民国肇兴以后，水野梅晓仍结交中国各界人士，包括满清遗老、革命党人、军阀政客，为日本数一数二的中国通。

日本佛教在庙产兴学期间，曾扮演中国佛教保护者角色，后虽中日达成协议而放弃，但随日本侵华野心的滋长，他们并不放弃此一特权，如同西方传教士一样，在日本政府支持下，这项构想终在民国四年（1915年）二十一条款中被列入第五号第七条提出，后因袁世凯声明保留而未达成目的。

摘自黄运喜《清末民初庙产兴学运动对近代佛教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