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法师（1878—1953）：中国近代佛教领袖，1929年与太虚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并连续数届当选主席，法师一生为团结全国佛教徒、促进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

号召抗日 筹款救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出兵强占我国东北三省。适值此年，圆瑛法师被选举为中国佛教会主席。他目睹流亡到关内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关外同胞，耳闻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的种种暴行，深怀国土沦丧之痛，感到自己作为全国佛教会主席、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应为御侮救亡尽力，有责任唤起民众抗敌卫国。

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圆瑛法师便在上海圆明讲堂亲自主持了护国道场，并以全国佛教会主席的名义通告各地佛教会组织启建护国道场，并致电蒙藏院，要求制止日本强占我国土之侵略行为。在圆瑛法师的倡导下，全国各地的寺庙都启建了护国道场，一时间各寺庙香烟缭绕，听者云集。圆瑛法师从佛教的角度阐释保家护国的道理，起到了号召民众起来抗敌的重要作用。

当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华北时，圆瑛法师又在上海发起启建丙子护国息灾法会，并请在苏州闭关的印光法师至上海说法，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暴卫国，为抗日将士捐款。印光法师“每日说法2小时，万众围绕，盛极一时，圆满日皈依者千余人。”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又同为崇尚佛教的国家。“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圆瑛法师即以中国佛教会主席的名义致函日本佛教界，号召日本佛教界“共奋无畏之精神，唤醒全国民众”，“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在函中，圆瑛法师指出：“我佛以慈悲平等救世为主义，贵国号称信奉佛教，对国际间应实施慈悲平等主义，而造成东亚之和平，进一步而造成世界之和平。”从佛学的角度，阐明了处理国际关系所应持的平等原则。圆瑛法师致日本佛教界的函，语重心长，富有说服力，不仅在日本佛教界产生很大反响，而且在东南亚佛教徒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7年10月以后，圆瑛法师几度携带其随侍弟子明旸法师出国，分赴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怡保、马六甲等地讲经说法，筹款救国。每到一处不仅得到当地佛教界的欢迎，而且得到广大华侨的热忱捐助，为抗日救灾，筹集了大批款项。至1939年止，总计募得10万余元，并陆续汇往上海，充当抗战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