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现实生活里，宗教工作中“左”的影响确实带来了不少问题。

赵朴初以戒、定、慧三学，止观双修的修养方法来看待复杂的因缘。首先他要做到持戒谨严，那就是本身正。同时他还要有定力，既不为成绩沾沾自喜，也不因看到那些有违宗教政策伤害法师、居士的事而产生嗔心。他知道有些现象除了有些人是对待宗教心怀敌意外，大多数还是出于不理解，这就需要用智慧去启迪无明。而这离不开止观双修的修养方法，让自己止息一切妄念，贯注特定的事物现象，生起智慧来观察。

他想起早在1951年他曾和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一起观看《江汉渔歌》，看后他写清平乐一首，结尾有“收拾千年公案，来听江汉渔歌”之句，陈市长很幽默地对他说“你们佛教也该收拾千年公案了”。他和陈市长关系不同一般，不仅在工作中十分密切，个人交往也很融洽，但这句话还是使他认真地作了思考。他知道长时期来由于种种因缘，对宗教的“消灭论”、“鸦片论”在社会上还是很有影响的，陈市长也难免。

他又想到毛泽东主席和他讨论《金刚经》中“说是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的”内容时，毛说：“先嘛肯定，后嘛否定。”他说：“不!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毛泽东表示“很难理解。”赵朴初明白“缘起性空，如实观照”的佛教教义不是那样容易理解的。要当好护法绝不能简单化地对待这些牵涉到多种因缘的事。他熟谙因缘不成熟不刻意强求的佛理，耐心细致地为护持佛法长期地工作。“万法因缘起，缘谢法还灭。”护法就是要护缘。

他写《佛教常识答问》本着讲事实，不渲染的精神，用人们能接受的常识答问形式深入浅出地把佛理表述出来，使人们对佛教进一步理解。这本书开始发表时用“饮水”作笔名，这具有生动而含蓄的用意，禅宗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说明对佛法的理解是要在行、证中去体会的。

周恩来总理根据日本及广大亚洲国家多信奉佛教的习俗，嘱咐赵朴初通过佛教交流增进国与国之间人民的友谊。这是广结善缘利国利教利众生的大好事，作为“佛教大使”他通过佛教交往推动了民间友好和文化交流。佛牙舍利到缅甸，锡兰巡行；邀请十个国家和地区佛教界人士参加纪念玄奘法师逝世一千三百周年的大会；中日佛教界冲破重重阻力发起纪念鉴真逝世一千二百周年的活动，掀起了加强日中友好、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的群众性热潮。这些都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佛教徒爱国爱教的善因。

而对当时社会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影响下，佛教工作中出现的失误，佛教事业经受的曲折和挫折的考验，他都以“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佛理尽可能地予以护持。这是极为复杂的，许多事情直到中国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逐渐解决。

念诵《心经》是赵朴初日常的功课，这是他“信、解、行、证”中重要一环，因此在“文革”中他能做到“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恐怖，远离颠倒梦想。”面对劫难，他仍尽可能地护持佛法，不乱说自己，不乱说别人。

作为中国佛教协会主要负责人在靠边、劳动，“闭门思过”的日子里关心的仍是国家与佛教的命运。1969年在家靠边接受审查，他想到佛教信仰不仅对稳定社会、教化人心有很好的作用，而就文化含意来说其影响早已深入人心。这是不可忽视的。他认为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都来自佛教语汇。当时他就打算将源自佛教经论的日常用语收集起来，出一本小册子，名曰《俗语佛源》，让人们理解佛教的教义与影响。一九九三年在他的指示下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出版了这本书。

只要有可能，不论多困难，他照样运用智慧努力护持正法。文革中，南京金陵刻经处未能幸免于难，几乎沦为一个“大杂院” 。1973年，南京金陵刻经处创始人杨仁山的孙女杨步伟、孙婿赵元任夫妇，从美国来访周总理，谈及金刚陵刻经处的事情。总理说，赶快把赵朴老请来。赵朴初介绍了有关情况，并特意说，当年鲁迅先生曾经出资在那里刻印《百喻经》。在那个年代鲁迅先生几乎是唯一没人敢批判的大旗，周恩来一听，完全明白了，马上将恢复刻经处的任务交给佛教协会赵朴初办理。在周总理的支持下，赵朴初顶着“左”的干扰，为恢复刻经处而九下南京奔忙。浩劫之中，金陵刻经处又一次起死回生。

1975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方面第一次邀请佛教巡礼团访华。赵朴初全程陪同。在“左”的影响十分强大的情况下为国际友人导游，表现了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坚定的信念。

他说：“中国有十亿人口，其中一定会出现复兴中国佛教的人才。我对中国佛教的未来毫不悲观。”他的态度使听者十分感动。

对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护持正信的领导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敢于直言肯定他们的精神与人格。在陈毅副总理的追悼会上，他不顾当时的险恶环境，拿出态度鲜明、辞严义正的悼诗送给陈毅夫人。而在追查“天安门事件”及“政治谣言”的会上，他平时慈眉善目的菩萨相变成了怒目金刚样，明确地表示自己悼念周恩来总理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只是尊重他为国家的贡献、对人民大众的功德。他的公开发言，体现了佛教徒无私无畏的精神。

“文革”结束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佛教进入了恢复与振兴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对“左”的思潮的批判，人们对宗教有了进一步地认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更加深入人心。误解与阻碍大大消除了。新一代的领导人在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传统基础上，对长期与党和政府肝胆相照、患难相共的宗教界人士倍加倚重。经历了长期的考验，赵朴初的佛缘更深，影响更大了。

他当选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在新的形势下，中国佛教协会掀开了新的一页。

他提出弘扬佛法离不开场所，为此，佛协协助党和政府制定文件明确寺院管理体制确定全国重点寺院名单，恢复、收回和修整了一大批著名寺院。

他强调在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外缘具足的情况下，佛教自身建设的好坏是决定佛教兴衰存亡的根本内因。

当他看到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佛教界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淡化、戒律松驰、追名逐利，为防止这种风气侵蚀佛教的机体。他要求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首先是要求寺院僧尼具足正信、勤信三学、遵守戒规、严肃道风、他亲自树立样板，表彰道风好、修行好的寺院。

中佛协恢复了中国佛学院，对僧教育提出了“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等方针和措施。他提出人才第一重要，这是关系中国佛教命运的头等大事，是我国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为此他不拘一格在年轻僧人中选拔人材，在他指导支持下举办了数期执事训练班。

为护持正法，在大力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素质的同时，他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深入调查研究，认真负责地参加有关法律政策性问题的协商，反映情况。这些都得到了领导人的肯定，认为他敢于突破禁区，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积极献策进言，确实是共产党的挚友、诤友。

为了使更多的人理解佛教，他联合了一批教内外的专家学者，成立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他要求佛教文化研究以信仰作本位，以文化为载体，弘扬佛教在哲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内所积累的丰硕成果，要让这一笔人类文明宝贵财富，在东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放射异彩。

他老了，因为病长期住院。他以诸行无常，时空无尽的宇宙观，无我利他，度生无尽的人生观面对生、老、病、死。在病中他仍坚持工作，曾口占一诗：一息尚存日，何敢怠微躬。众生恩不尽，世世报无穷。

1996年他写下遗言“生固欣然，死也无憾”。是啊！人身难得，佛法难闻，一生中能接触到那么多善知识和他们一起为护持正法做了那么多的事，难道还不欣然吗？而眼看种下去的善因结了果实，后继有人，还有什么遗憾可言？“我兮何有，谁与安息。”他明白诸法无我，殊胜的佛缘是众生的成就。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明月清风，不劳寻觅。”只有佛缘留在人间，有待后人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