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快乐的人》：第一章

会见我心

了悟心的意义，即了悟了一切。

——蒋贡·康楚·罗卓泰耶（Jamgn Kongtrul），《要点提纲》

我很希望能够告诉大家：当我到智慧林安顿下来，加入其他三年闭关者后，一切就开始好转了。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闭关第一年是我生命中最凄惨的一年。所有我曾经历过的焦虑症状，如身体紧绷、喉头紧缩、眩晕，以及团体共修时特别强烈的阵阵恐慌感，全面袭来。按照西方的说法，我得了精神崩溃症。

我现在会说，我当时所经历的，其实应该叫做“精神突破”。在闭关期间，因完全不受日常生活干扰，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必须直接面对自心的状况。当时，我的心可不是日复一日乐于我所见到的美景，随着每个星期过去，我所见到的心与情绪景象似乎变得愈来愈恐怖。闭关第一年接近尾声时，我终于觉悟到，我必须做一个抉择：在接下来的两年当中，我是要继续躲在自己的房间里，还是真正接受父亲及其他老师所教导的真理——不论我所经历的问题是什么，那都只是根植于我自己心中的想法和感知的习性。

我决定遵循他们的教导。连续三天，我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运用本书稍后会叙述的许多技巧禅修。逐渐地，我开始认识到困扰我多年的那些念头和情绪，其实是脆弱且刹那即逝的，也认识到执著于小问题会如何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只是这样静静地坐着，观察念头和情绪如何迅速且经常不按逻辑地来来去去。我开始“直接”认识到，念头和情绪并不像表相上看起来那样具体或真实。一旦我不再相信它们告诉我的故事之后，我开始见到背后的“作者”——无垠广阔、无限开放的觉性，也就是心的本性。

试图以言语捕捉自心本性的直接体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我们顶多可以说，这种体验无比平静，经过重复体验而逐渐稳固之后，几乎就不可动摇了。这是透过一切生理、情绪和心理状态而散发出来的一种绝对安好的体验，甚至连一般可能视之为不愉悦的状态也都如此。这种安好的感觉不受内外经验的变化影响，是了解佛教徒所说的“快乐”的最明确方式之一。我很幸运，能在独处的那三天之中瞥见了它。

三天之后，我走出自己的房间，重新加入团体共修。继续专心禅修两个星期之后，我总算克服了自幼如影随形的焦虑感，并且透过直接体验，领悟了上师所教导的真理。从此以后，我的恐慌症再也没有发作过。而此次体验所产生的平静、自信和安好的感觉，即使在一般认为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也不曾动摇过。我所经历的这种转化并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我只是努力地直接运用前人传下来的真理而已。

出关时我16岁，出乎意料之外，泰锡度仁波切竟然任命我为下一期的闭关上师，而下一期闭关很快就要开始了。不到几个月时间，我又回到了闭关房，教导噶举传承的前行和进阶修持法门（preliminary and advanced practices，编按：即“共与不共法门”的修持），引导新来的闭关修行者进入我直接领受传续的同一法脉。当时我虽然是闭关上师，但对我来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机会，让我能够密集地闭关修持将近7年时间。这一次，我不再惊惧不安地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了。

第二次闭关接近尾声时，我的父亲建议我到智慧林附近的宗萨佛学院（Dzongsar Monastic College）就读一年，泰锡度仁波切也欣然同意了。宗萨佛学院院长是堪千·贡噶·旺秋（Khenchen Kunga Wangchuk），他是一位大学者，在此不久前，才远从西藏抵达印度。我很幸运地能够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深入学习佛教哲学和佛教科学。

传统佛学院的学习方式和大部分西方大学不一样。在佛学院，学生不能选课，也不能坐在舒适的教室或讲堂里，听取教授对特定科目的意见和解释，或写论文、考笔试。佛学院学生必须按规定研读众多佛教典籍，而且几乎每天都会有“抽考”。老师会从装满学生名字纸条的瓶子里抽出，被抽到名字的学生必须立刻评论某部经典中某个章节的意义。我们的“考试”有时是撰写所学典籍的评论，有时则是公开的辩论。在这种辩论中，老师们随机点选学生，针对微妙的各种佛法义理，以无法预料的问题来挑战学生，要求学生给出精确的答案。

我在宗萨佛学院读书快满一年时，泰锡度仁波切要开始进行全球巡回讲学，因此将寺院的管理工作委托给我，让我在他的指导下监督寺院的日常活动。此外，他也要我负责在寺院里重新开办佛学院。在新佛学院，我除了要进修之外，也必须以助理教师的身份从事教学。后来，他又指示我要带领智慧林接下来几期的三年闭关。由于他对我恩重如山，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些责任。既然他相信我能完成这些职责，那我有什么理由怀疑他的决定呢？幸好我活在一个有电话的时代，可以透过电话直接得到他的教导和指示。

四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一边监督智慧林寺务，一边在新佛学院中完成学业、从事教学，并给予闭关学员口传指导。这四年即将结束时，我去了不丹，接受纽舒堪仁波切（Nyoshul Khen Rinpoche）的直接口传教授。纽舒堪仁波切是大圆满教法的大师，拥有非凡的洞见、体悟和才能。我从仁波切那里领受到殊胜的“Trekch”和“Tgal”的口传法教，这两个法可略译为“本净立断”和“任运顿超”（primordial purity and spontaneous presence）。这些法教一次只传给一位学生，我有幸能够被选上领受这些法教的直接传续，实在是受宠若惊。也因为如此，我由衷地认为纽舒堪仁波切和泰锡度仁波切、萨杰仁波切，以及我父亲是我生命中影响最深远的老师。

领受这些甚深口传教授的同时，也间接接受了异常珍贵的一课——我们为利益他人而做的努力，不论程度多少，都会得到千倍回报的学习和进展机会。当身边有人情绪低落时，你所说的每一句仁慈的话语，所给予的每一个亲切的微笑，都会以一种意料不到的方式回报到自己身上。至于这种情况是如何产生及为何产生的问题，我们稍后再来看看，因为这与我开始走访全球各地，并与现代科学大师们有了更直接的共事后，所学习到的生物学和物理学原理有很大关系。

来自西方的亮光

一把火炬就能驱散千劫累积的黑暗。

——帝洛巴，《恒河大手印》

第一次闭关结束后那几年，由于我的行程排得满满的，因此没有什么时间去注意神经科学及认识研究相关领域的新发展，或充分了解已进入主流研究的物理学新发现。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98年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那时，我哥哥措尼仁波切原本安排好到北美讲学，但他无法前去，于是我被指派代他前去。这是我第一次远到西方访问，那年我23岁。不过，搭机前往纽约时，我万万没有料到，此行所遇见的人将会对我未来多年的思考方向产生重大的影响。

他们慷慨拨出时间，还提供给我堆积如山的书籍、论文、DVD和录像带，为我介绍现代物理学的概念及神经科学、认识与行为科学研究的最新发展。我非常兴奋，因为关于佛法修持成效的科学研究已经如此丰富且深入，最重要的是，像我这样没有受过专业科学训练的人也都能够理解。而且，由于我当时的英文程度并不好，所以对于那些付出许多时间，用我能理解的字眼来解释这些知识的人，我倍加感激。比如说，藏文中并没有“细胞”、“神经元”或“脱氧核糖核酸（DNA）”这类名词，他们翻来覆去地用尽所有可能的字眼帮助我理解这些观念，很像一场复杂的语言大混战，所以经常都以捧腹大笑收场。

当我忙于进出闭关学习之际，我的朋友法兰西斯寇·斐瑞拉一直都在安排现代科学家与佛教僧人、学者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后来逐渐发展为一系列的“心与生命学会”研讨会。在研讨会中，现代科学及佛学研究各领域的专家们聚在一起，交换对心的本性和作用的见解。我很幸运能够参加2000年3月在印度及2003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所举行的两次研讨会。

在印度举行的那次研讨会中，我学到很多关于心的生物机制的知识。但是直到麻省理工学院那次研讨会时，我才开始考虑要如何将自己修学多年的心得，介绍给那些对佛法修持或现代科学的复杂性可能不熟悉的人。麻省理工学院那次研讨会的重点是，佛教探讨“经验”的内审方法和现代科学客观方法之间的相关性。

事实上，随着麻省理工学院这场研讨会的进行，问题开始浮现了：将佛教和西方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把受过如何详细描述个人主观经验的人所提供的信息，和能测量脑部活动细微变化的机器所提供的客观数据结合起来，我们可能学到什么？佛法修持的内审方法能够提供西方科技研究无法提供的信息吗？临床研究的客观观察又能提供佛法修持者什么呢？

研讨会结束后，与会的佛教界人士与西方科学成员一致认同，寻求合作的方式不仅使双方都能获得极大利益，而且这种合作本身也代表改善人类生命品质的一大契机。麻省理工学院分子生物学教授兼基因研究中心怀贺学院院长艾瑞克·蓝德博士（Eric S.Lander，Ph.D）在闭幕演说中指出，佛法修持强调如何让心达到更高层次的觉性，现代科学却只是把重点放在如何让精神病患恢复到正常状态。

“为什么停留在那里？”他问听众，“为什么我们只满足于没有精神病？为何不去追求更健康、更美好的境界？”

蓝德博士的问题让我认真思考如何创造一种方式，让人们有机会将佛法和现代科学结合所得到的启示，运用在日常生活所面对的难题上。就如同闭关第一年我由困顿中领悟到：单靠理论上的了解，并不足以克服制造日常生活各种伤痛和烦恼的心理与生理习性，只有透过修持，将理论付诸实行才能真正转化。

我深深感谢我的佛法老师们，他们在我早年修学期间教导我如此深奥的哲学见解和实际运用方法。我也同样感谢那些慷慨付出时间、精力的科学家们，因为他们将对西方人来说唾手可得的科学知识，以我能够理解的语言帮助我学习；我也非常感激他们透过广泛的实验研究，证实佛法修持的效果。

我们幸运地生活在人类历史上的这个独特时代，西方科学家与佛教科学家通力合作，为全人类提供达到超乎想象的可能方法。我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位读者都能认识到运用这种卓越合作所得到的实际利益，进而将自己的潜能完全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