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松：云南佛教现代化进程管窥

（二）从近现代民族工商业、海外华侨等渠道获得资金支持。

海外华侨的资金支持也对近代中国佛教产生很大的帮助，如前文提到的，对云南近代佛教发展影响甚巨的虚云法师为福建人，是槟榔屿极乐寺创立者妙莲法师在福建鼓山的戒弟子，1919年应邀复兴华亭寺，“考虑到滇中接连‘护国’、‘靖国’之役，民生凋敝，表示不在滇中募化。当时唐继尧提公帑八千元捐助，亦被谢绝。虚云遂向暹罗（泰国）极乐寺师祖妙莲和尚求援。极乐寺有护寺橡胶园一片，收益颇丰，虚云有股份在内，当时由妙老和尚分数次提取虚云份内资金，汇至昆明。”圆瑛法师也是福建人，1920年福建僧人转道在新加坡光明山创立普觉寺，普觉寺对圆瑛法师重兴泉州开元寺帮助很大，1939年圆瑛法师到南洋为僧伽救护队募款，也得到槟榔极乐寺的大力支持。此外，太虚也多次到南洋弘化，印光法师也将南洋作为自己书籍流通的重要地区。

近代佛教得到许多政界、商界人士的大力赞助，特别是商人的作用尤其突出，如纱业公会会长闻兰亭、无锡丝商周舜卿、纺织大王穆藕初，烟草大王简玉阶、简照南，面粉大王荣宗敬、荣德生，味精大王吴蕴初、橡胶大王吴南浦、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此外还有著名商人王一亭、聂云台、陈嘉庚、陈敬贤兄弟等等，当时许多著名的资本家都是佛教的支持者。“30年代之前，上海总商会不但在沪举足轻重，而且在全国影响极大，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中，都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然而翻开其董事的名单，著名人物中，竟半数以上为佛教徒，或倾向佛教者。据此，称上海总商会为佛教后援会亦无不可”像近代著名佛教居士王一亭、聂云台都做过上海总商会的会长。

1928年后，由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开始爆发，南洋对中国佛教的支持力度也开始下滑，近代净土宗流行印光法师对南洋情况非常熟悉，曾经劝阻过云南僧侣去东南亚募集：“自民十七（1928年），南洋商家多半破产。有往南洋募缘者，均不敷川资。南洋以橡皮胶为第一出产，英政府把持不许贱卖，每担责一百六十多元。十七年受某国人骗，谓若不贱卖，再过两年，吾国树大，则无人买汝之货矣。遂偷卖。一家卖而全市卖，不到一月，大商家倒数十家，现在更贱得不堪。光一弟子将此情景说与光，故云南云栖寺虚云和尚之徒修圆，以云栖寺亏空，欲往南洋化缘，光劝勿去。不听，后由云南汇款去，方得回国，南洋所化，尚不足供川资耳。”

但从总体上讲，由于近代商人，在组织管理、招股融资等方面都有着以往僧尼不可比的优势和经验，确实为近代佛教带来了许多新气象，费孝通先生民国后期到云南佛教名山鸡足山，“和老和尚坐定，攀谈起来，知道是我江苏同乡。他的谈吐确是文雅，不失一山的领导，他转转弯弯地有能力使听者知道他的伯父是清末某一位有名大臣的幕僚，家里还有很大的地产，子女俱全，但是这些并不和他的出家相左，说来全无矛盾。……后来才知道这庙里不但有田，而且还有一个铜矿。他说很想把那个铜矿经营一下，可以增加物资，以利抗战。想不到鸡山的和尚首领还是一个富于爱国心的企业家。”

三、云南佛教现代化事业的初步展开

云南佛教在近代的发展离不开我们在上节提到的传统农业，特别是近现代民族工商业、海外华侨的资助与支持，在有利的物质基础上，云南佛教的现代弘法利生事业得以不断发展壮大。

民国初年，蔡锷在云南首先起事，反对袁世凯称帝，云南虽然地处边疆，但得近代新思想风气之先，加之中原战乱，而云南偏安，佛教有了长足发展；日本侵华，云南作为大后方，物质资源以及先进的思想观念、组织方式得以引入，在抗战中云南佛教界得以锻炼，现代化进程得以加速发展。

（1）传统寺院丛林的复兴。近代高僧虚云法师先后在云南二十余年，复兴了多个重要的佛教寺院。我们前文已经提到，民国初年在唐继尧支持下虚云发水复兴重建了华亭寺，由此引发了以省会昆明为中兴的佛教寺院复兴热潮：戒尘法师主持重修筇竹寺，平光法师重修圆通寺，定庵法师重修普贤寺，映空法师重修昙华寺，莲洲法师新建竹园寺；不仅僧侣复兴佛教寺院，一批昆明的居士也修建了不少佛教寺庙，如居士陈荣昌修双塔寺，陈古逸修妙湛寺，张学智修太华寺等等。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仅云南昆明就复兴、新建了数十所佛教庙宇。在昆明之外，云南各州、县也有大批佛教寺庙得以复兴或新建。

（2）各类现代佛教组织的创建。1912年以“八指头陀”为会长的中华佛教总会成立，德润法师亦于当年12月在云南联合云南各大寺院长老，发起云南佛教总会，推举虚云法师为会长，尘空、莲洲为副会长。佛教会成立后还开办过佛教讲习所和初级佛学班，请诸山大德讲经说法。虚云法师回云南鸡足山后，云南佛教总会迁往北门街慧林庵，活动日少。1927年王九龄在常惺法师的协助下于禹门寺重建“四众佛教会”，王九龄仍会长，虚云、平光任副会长。云南四众佛教会下设四个主要部门：（1）会务院，下设四股。1）庶务股，主管关于经费、产业及不属于各股事项；2）会计股，主管关于出纳事项；3）文牍股，主管关于文书事项；4）交际股，主管关于对外交涉事项。（2）宏化院，下设四股。1）流通股，主管关于流通经典、书报事项；2）编辑股，主管关于编辑刊物、出版事项；3）教育股，主管关于筹设佛教教育事项；4）宣传股，主管关于佛化社会、宣传事项。（3）行持院，关于各宗专门修持事项。（4）利济院，下设四股。1）蔬菜股，主管关于提倡蔬食、持斋事项；2）医药股，主管关于筹设医院、施舍医药事项；3）赈济股，主管关于水旱、刀兵、瘟疫及一切慈善赈济事项；4）放生股，主管关于提倡戒杀、放生事项。

1928年，响应南京佛教总会倡议，更名为“云南省佛教会”，变会长制为委员制。部分州县也成立了佛教会。除了云南佛教会，云南居士林在社会上影响更大。1931年5月24日，“云南佛教居士林”在昆明成立，陈荣昌为林长，天台宗学僧宝静法师为导师。云南佛教居士林礼请了许多义学僧人来滇讲经，许多居士撰写了大批佛学著作，将近代云南佛学研究推向高潮。除了云南佛教会与居室林外，民国年间云南各地还成立了许多净土莲社，例如：螺峰莲社、净业社、助念生西会、戒尘莲社等。

民国年间，云南佛教会一度人事与组织变更频繁，组织相对涣散。例如1930年《昆明市信仰调查》涉及到佛教僧尼的调查，但调查不甚顺利，当地佛教会会长太虚法师长期不在，“代理会长定安和尚曾先后走访三次均未遇……索阅本市各寺庵之散布地点表格……随后即按其地址分别逐处予以探访，惟其表中所载多已年久失实，且多地址不明，有街无门牌者甚多，故寻觅时至感困难”。“此等诸小寺庵之僧尼，均系智识低下者……即问题亦无从问起，所谓当家之僧尼者仅知由其师傅传授下来、多年如此而已。究其寺庵建于何年何月，亦均非所得知。至如其经济及产业等情形更莫想得闻，盖其每误会作者另有别图也。故作者对本教调查所费时间虽多，而所得材料并不丰富也。”从当时的调查来看，云南当地的佛教会组织是比较涣散的。

有鉴于此，1939年云南省佛教协会进行了改组，改组过程中太虚法师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云南省佛教会自民国十六年（1927年）常惺法师莅滇弘法之时成立为四众佛教会，后改为省佛教会，有独立之会址与自给之经济，历年办理会务颇多成绩，甚得政府信任。举凡党政机关之会议等均派代表出席参加，早已成为云南省会一重要团体。去年因内部发生纠纷，曾一度停顿，省党部特派张友仁、金仲陶、释定安、释平光、释戒尘为整理委员，成立整理委员会。本来依人民团体章程，整理期间只有三个月，会数次定期改选，均因敌机时有空袭之虞，各负责人多疏散下乡，各县代表亦不便前来，难以召集以致停止。致整理期已经一年有余，党部会数次催促改选，又值太虚大师莅昆明，且国难日深佛徒之责任愈重，大家觉得机会难得，遂积极筹备改选，以期弘法得人，办事有地，以应大时代之需要。”

经过数次改组后的云南省佛教会在抗战期间表现出了充分的活力，“云南佛教会自今夏改组以来，于王九龄居士、戒尘法师、安定和尚等努力下之下，刷新会务，除整理僧训救护队，扩充佛教净业社外，并成立云南佛学院，推戒尘法师为院长，现有学僧数十人，并创办功德林素食处，以提倡素食云。” 云南佛教的教育慈善等现代事业的开展，下详论之。

（3）佛教教育、慈善事业的开展，以及在抗战中的贡献。

民国初年，虚云法师在云南各地复兴传统寺院丛林时，即礼请高僧讲经说法。而采用现代教育机构模式组建云南佛学院的动议，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叶就开始了。“民国十五六年间（1926-1927年），护法董雨苍等欲提倡大乘佛化，曾有筹建云南佛学院之发起，适常惺法师来滇弘法，并请其主持院务，当时即选定昆明西郊碧峣新村之背山面湖一大旷地为院址，并商得原地主前唐联帅及今省府主席龙公等十一姓之赞同，慨蒙捐助，充作院址，共同发起。董公并由日本购回新修大正藏经一部，以备学院研究之用。正拟着手兴工，旋以时局影响而暂停顿。”抗日战争爆发后，1939年太虚来云南后，云南佛学院遂正式成立，“今日昆明已蔚为全国文化交通经济之总汇，又得当今佛学泰斗办学专家太虚大师莅滇，是诚云南佛学院之可办应办而不得不办之机会也。”

在云南佛学院成立之前，云南省佛教会讲习所就已经积极开展活动。根据1934年制定的《云南佛省佛教会讲习所章程》，讲习所接收云南各县佛教会及寺庙住持推荐的男女学僧，入学时需交学僧本人志愿书并通过入学考试，“各县佛教会及各处寺庙对于本所皆有保送学员、负担经费、维护匡助之责，不能推诿”，“尼僧讲习时应专设一处以示区别”。讲习所每周学习34小时，以6个月为一学期，一学年2学期，3年学满后准予毕业，完全采取的是现代教育管理的模式。讲习所课程分为五大类：“一佛学，各宗之教理、教仪、戒律及行持方法，须使学僧明了，能于着手修持；二藏语藏文，使学僧能说西藏语言，并能阅读藏文经书，养成异日赴藏学法之人才，以谋中原与西藏佛法之融化沟通；三党义，使学僧略知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之大要，明国家势情；四科学，国文、数学、常识、史地等择要讲习，使有普通知识；五体育，以静坐、礼拜、柔软体操代之，使身体发达强健。” 该讲习所注重藏文学习，体现了云南地处汉藏两系佛教文化圈的地域特色；除了强调佛学教育外，也对世俗知识颇为重视，试图以静坐礼拜等作为体育课的主题内容，也颇有新意。

除了佛教教育，佛教医疗慈善也是近代云南佛教着力发展的领域。近代云南成规模的佛教医疗慈善活动始于云南金卍字救护队。云南金卍字救护队是云南四众佛教会成立后，王九龄居士为了进一步“改良云南佛徒之生活”在1928年发起的，“夏历十月十四日，假三皇庙，召集昆明诸山，筹商拣选青年僧徒二十人为救护员，更得利济院干事周明斋居士，热心计划一切。故即于十九日假圆通山接引殿开始训练，于中如陆军医院院长杨维雄先生、市政公所卫生科科长王兴周先生，至诚医院院长周绍九先生，军医科科员万子美先生等，皆为热心教授者，故未及一月，即能开往战地救护。”当年农历十一月中旬客军入滇，战时爆发，佛教救护队一行50多人即前往瞭廊山，与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共同进行战地救助，“计是役双方负伤者三百余人，亡者百余人。其有本队救护医治者，百五十余人，死亡掩埋者，七十余人。此瞭廊山一役，本队工作之实在情形也。此后战事中心，或将趋向南路陆良方面，故本队业已分为两部，一部留守曲靖煤炭村，时为作法超度，一部移往陆良，拟为积极之救护。”

云南省僧众救护队在抗战期间，得到快速发展。云南僧众救护队并非一般性质的抗战团体，尤其强调佛教道德纪律，1939年谛闻法师在《对云南省僧众救护队的演讲词》中指出“在普通的意义上说，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国民的责任。在我们佛教徒的立场上讲，则救人救世是佛徒的天职。”谛闻法师还在从佛教戒定慧三学的角度阐述了救护队参加抗战救护的意义，“一、关于戒一方面的，为前年在宁波受训的时候，见到许多出家人以为受训时着了军服，就不必再守戒律，于是任意妄为，这是不对的。其于，受训期中应当佛律军纪两者均应注意。二、关于定一方面的，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定力，否则临事仓惶忙无把握，不会做出什么事来。所以有大定的人，才能做大事。诸位将来要去工作救护的时候，应该拿出不畏空袭，不畏流血的定力去救护受伤的军民，如此，则诸位将来救护的成绩是不可限量了。三、关于慧一方面的，要有临机应变的机智，例如见到空袭的时候如何安排，怎样才能避免危险，怎样才能得到安全，临机应变的做法，这就是智慧。”

除了战时救护，民国时期的云南佛教会还设有慈济医院。云南省佛教会慈济医院医务所总部设在佛教会内，并于胜因寺内分设门诊部。“本所设所长一人，医务主任及医务员各一人，司药一人，助手二人，办理一切医药事务。又于胜因寺门诊部添设医务员及助手各一人。”慈济医院的经费由云南省佛教会统筹，“本所门诊，每人每次酌收挂号费国币一角至五角，以作本所零杂开支之用，赤贫者全送诊药。”

民国时期的各类佛教组织、居士林中，信仰佛教的社会贤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滇中著名居士众多，除了前文提到的王竹村，最为著名的云南近代佛教居士当属李根源，受虚云和尚影响而信向佛教，曾邀请太虚法师重整鸡足山佛教。李根源与云南保山卧佛寺的三光和尚（幼光、平光、济光）交好，抗战期间得到了三光和尚精心绘制的《怒江防御和反攻腾龙图》，为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的对日抗战，军事价值极大。

民国年间，云南虽然地处边陲，但随着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信息网络的建立，云南佛教已经不再闭塞，与江浙、中原、岭南佛教都有较为密切的往来，与东南亚地区也有较为密切的接触。伴随着佛教信徒成为民国公民，云南佛教开始融入现代社会之中。

本文所述传统寺院丛林的复兴与各类现代佛教组织的创建，一方面是传统佛教的复兴发展，另一方面也具有明显的佛教适应近代社会的创新因素。传统佛教寺庙在融资建设、弘法教育、组织信徒活动方面不断变革以适应民国以来的新的社会形势，而各类现代佛教组织的创立，更是佛教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具体体现。传统佛教丛林、佛教组织的建设，一方面有前述农业田产收益的支持，即便是新创立的佛教会这种组织形式，也是如此，如1912年创立的云南佛教总会，将原华严会的田产租米拨作佛教会的经费，1927年重建“四众佛教会”时，原慧林庵和华严会田产租米亦交给“四众佛教会”。不过云南佛教现代化进程中更为重要的物质支持，来自民族工商业等居士信徒的资助。云南佛教“经济基础”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其运作模式的变革，加速了云南佛教在组织形式、弘法模式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大体来说，近代云南佛教发展基本上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以虚云法师为代表的传统佛教丛林寺院复兴运动，培植广泛的信徒基础；在此基础上王九龄居士、李根源居士、常惺法师等逐步建立和发展了各类现代佛教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近代人间佛教运动精神领袖太虚法师的直接指导，云南佛教界由此开始依靠这些现代佛教组织推动佛教教育、慈善等各种现代佛教事业，特别是在抗战期间，于云南这一大后方，将佛教现代化事业推向一个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