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润平：班丹扎释对明朝有效治理西藏的历史贡献

我们再看寺院修成之后的辉煌程度：

是梵刹也，弘广深邃，殿宇僧舍五百余楹。佛殿高厂，重檐斗拱，雕甍绣闼，妆以金碧，华彩鲜丽。然而寺山高耸，迥出云霄，层峦叠翠，卉木森然，群峰靓秀，拱向相揖，奇松茂柏，环植寺旁，泉流湛碧，泛漾左右，殿阁巍巍，金碧交辉，光辉粲然，俨若西方鹫嶺祗园之精舍也。

这是多么雄伟美妙的一种气势和景况啊！再看具体的建筑格局：

山门两重，四大天王殿一，碑亭二，钟鼓楼二，正殿一，后殿一，左右殿二，东西两庑藏殿二，法堂一，正方丈一，东方丈一，西方丈一，东方丈前后佛堂二，西方丈前后佛殿二，秘密殿左右佛堂二。次山门内二金刚像。天王殿内供三世佛、十六罗汉，殿顶彩画金刚法界语自在坛场，周围壁画秘密坛场。后殿内供释迦弥陀药师三佛及十方佛、八大菩萨。后左殿内供二臂、六臂护法。后右殿内供金刚怖畏中围佛像，及葛辣噜巴拶门支母与其伴绕。东藏殿内供钦赐华、梵字大藏经二藏。西藏殿内供金书大藏经二，大藏（经）乃中贵大臣太监王公瑾所施也。秘密殿内供钦赐佛八尊及大轮金刚手佛像、上乐轮佛密像、金刚怖畏佛密像、镀金大持金刚、弥勒菩萨、文殊菩萨，乃中贵大臣太监尚义舍资造也；金书番字大藏经一藏，计一百八帙，语录藏经一藏，计二百二十一帙，皆出佛子衣资所造；药师佛壇场一座，葛里麻巴上师一尊；药师灯一树；玉花瓶盛纯金所造枝茎叶五，实供花一树；大银灯盏一个，重三百五十两；镀金铜起花大曼吒辣三座，供器全中贵大臣太监王公瑾所施。东佛堂内供上乐轮六十二佛宫殿坛场、金刚怖畏十三佛中围宫殿坛场。西佛堂内供大轮金刚手十八佛中围宫殿坛场、无量寿佛九佛中围宫殿坛场。东西四坛场佛身皆檀香象牙乌木所造，宫殿坛场则是木刻彩妆，其坛场宫殿主伴佛会，是皆佛子依经续新所制。东方丈后殿内供无量寿佛、弥勒文殊二大菩萨，银灯盏等供器全，亦中贵大臣太监吴公诚舍资所造。西方丈用殿内供五方佛，各佛殿内所有供器、法器、锦绣、金织、幢旛、香鼎、花瓶，无不备足。

这是人们祝贺的隆重情景：

于宣德已酉岁九月初八日，请国师杭葛而高日斡、卜罗二合窝高日斡等诸善知识五百余众，建大乐轮中围坛场，庆赞法事。圆满散日，于高日斡等及宰官檀信处亲施银一千五百余两，缎绢千余匹，茶二万斤，马一百匹，布毼五百余匹，有奇如是亲施，诸师德与宰官檀信无不欢悦。

这是宣德皇帝的《御赐碑记》：

夫自京师及四方郡邑，缁流之众，绀宇之盛，在在而然；况岷州其地，距佛之境甚迩，其人习佛之教甚稔，顾寺宇弗称久矣。朕君主天下，一本仁义道德，以兴治化；至于内典，亦有契于心。故致礼觉王，未始或怠，特命有司，于岷州因其故刹，撤而新之，拓而广之，殿堂崇邃，廊庑周廻；金相端严，天龙俨恪；供养有资，苾蒭有处。足以祗奉觉圣，足以导迎景贶，特名曰：大崇教寺。……弘作雄刹徇民志，巍巍妙相森拥卫；流恩布泽浩无际，华夷八达均益利，皇图巩固万万世。

“华夷八达均益利，皇图巩固万万世。”这才是明朝皇帝试图达到的目的。这篇碑记视野高远，用意深广，谋略沉厚，可以看出明朝皇帝对于扩修岷州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良苦用心，他非常希望达到“祗奉觉圣”，“导迎景贶”的目的。事实上，这一目的在当时也达到了。它不仅起到了“以来远人”的目的，而且还可以“阴翊皇度”、“普济万民”，成为安多地区的佛教名刹，且因其风景、建筑、以及寺中高僧辈出而蜚声内外，成为达官文人追古思今、探奇寻异、抒发情怀的胜地，《岷州志•艺文志》收录咏颂大崇教寺的诗作就有十余首，这些诗作大都从侧面反映了大崇教寺当时的面貌。嘉靖进士宋贤所做的《宿崇教寺》从形、势、声等方面对大崇教寺予以全面勾勒，堪称其中的代表：

岷山高拱法王宫， 箓蔼轻浮紫翠重

云外楼台悬夕阳， 空中金磬度秋风

蒲田纳袄余衣钵， 贝叶番文杂鸟虫

抚景忧时浑不寐， 几回倚枕听晨钟

四、班丹扎释对明朝有效治理西藏的历史贡献

（一）、“余后氏先人，自唐以迄於兹，武职数十辈，文职只后公乘龙一员，护印番僧纲司。自明至今，世世相继。”从这一段《后氏家谱》引文可知，后氏族人自唐至今，武职数十辈，是相当不容易的。我们从如上引用的资料及论证可以看出，其祖上自唐至明武职人员辈辈层出不穷，不仅镇守迭部、岷州一带，而且多次参加宋元明在全国各地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对于洮岷一带的平叛功勋卓著。这种贡献一直延续到清朝。如吴三桂流窜至岷州一带，后只即丹子就纠集地方军民奋力抵抗，取得胜利，维护了一方群众的安全和利益，为此，康熙皇帝特赐诰：

制曰：教宗清净，严法律以持躬，学本浮屠，怀丹诚而报国。惟恭忠之克励，斯宠命之宜新。尔护印番僧纲司后只即丹子，夙通释典，化衍遐方。当逆贼煽乱之时，矢心守正，纠边徼士兵之众，为国宣劳，克著功勋，洵可嘉尚。兹特封尔为：“宏济光教大国师，赐之诰命。”尔其永怀忠荩，益勉修持，膺兹纶綍之荣,用翊清净之化。钦哉！

（二）、扩大和深化了藏传佛教在安多地区的影响力。藏传佛教的核心地带，在卫藏区域，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班丹扎释家族的特殊作用下，岷州地区却成了整个安多藏区藏传佛教最为兴盛的地区，甚至可以说成是整个藏传佛教的影响中心。但这种情况持续时间不太长久，也可以说仅仅几十年时间，最多超不过百年。尽管如此，岷州对于整个安多地区藏传佛教的影响，确是极其深远的。这有如下五个依据为证：

1、班丹扎释家族，早在其太爷、爷、父辈，就在岷州等安多地区建设寺院“数辈之中，共建僧寺足一百八”， 在班丹扎释手上，又兴建了更多的寺院。属辖寺院有100多座，而且在北京的近40年期间，还发动集资兴建了众多寺院，其影响力渗透到岷州卫所辖的最为偏远的地区，如现在的临夏市康乐县鸣鹿乡西蜂窝寺就是大崇教寺的附属寺院，对于北京地区的藏传佛教的传播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据有关资料显示，班丹扎释在北京期间，不论是皇家给班丹扎释建设藏传佛教寺院，还是班丹扎释化缘发动更多信众兴建藏传佛教寺院，在京城就有藏传佛教寺院10多座。

“西番朝东寺，一门处心。”这句歇后语至今响彻整个番属地区。《安多政教史》提到“哈立麻德银协巴前来多麦时，曾有披袈裟的十万人迎接，这个地点似为岷州（今岷县境内）云。”这个数字似有夸大之嫌，但至少能说明岷州当时藏传佛教的发展盛况。

2、撰写、翻译和印刷藏传佛教经卷。

班丹扎释是明朝藏文雕版印刷史上的早期参与者之一，是其师班丹坚错在太原与晋王开创藏文雕版印刷事业、在南京与永乐皇帝筹划开雕著名的永乐版雕印本《甘珠尔》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此次永乐皇帝颁赐大宝法王的礼物（《江孜法王传》所记的皇帝向“噶玛巴赠送礼品”），最主要的是“西番字大藏经”—雕印本《甘珠尔》。选定班丹扎释承担“赉持”任务，他确实是最佳人选：既与大宝法王关系密切，又了解雕版印刷技术，可以直接用藏语详细具体地向大宝法王和西藏的僧俗大众介绍雕版印刷的情况。这一事件标志着，班丹扎释参与了明朝初期的藏文印刷事业产生、发展和传入西藏的全过程。有此完整经历的，唯有班丹扎释一个人。这是他在汉藏民族文化交流史和藏族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

3、正统年间，班丹扎释在北京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在正统四年至八年（1439—1443年），参与修建北京石景山法海寺。该寺大雄宝殿现存的九幅大型壁画和藻井上的曼荼罗画，展现了明朝前期融合汉藏佛教艺术的精华，受到学术界和美术界的高度重视。法海寺内树立的明英宗时礼部尚书王直所撰《法海禅寺记》碑阴，记有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及其弟子西天佛子大国师哑蒙葛，和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的“助缘”题名。

4、请求皇帝给全国僧人赐发度牒。“水狗年（公元一四四二年，明正统七年，壬戌），请求皇帝给全国僧人赐发度牒，于是有三万七千名僧人，被赐予了度牒。”

5、大崇教寺是整个安多地区唯一的一座皇家寺院，也是整个安多地区唯一获得最高和最多封号“法王”的寺院，卫藏区授予过三个法王，之后的法王都是其派系的沿袭。明代整个安多地区规模最大、声名最显赫的寺院是大崇教寺，仅此一脉前后共封授过四位高僧“法王”的称号。它成为整个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发展的象征，声名远播安多地区之外，被称为“第二个卫地”。

这些史料足以说明后氏家族对于藏传佛教在安多地区、在北京地区的传播所做出的辉煌贡献。

（三）平息西藏叛乱。

这里我们要特别对《西天佛子源流录》记载班丹扎释如何进京息兵一事详做引用：

三十四岁（1410年），……太宗文皇帝怒乌斯王逆旨，欲遣大兵取乌斯国。彼时国王心甚恐怖，与其部下议之。王曰：“圣朝天兵若临，此土必如破竹，人民何以图？生若之奈何？谁人为我分释此难？”部下众所推举佛子，而谓王曰：“此上人者，深达教相，方便多能，求浼赴京，代王谢罪，必得解释此危。”王亦曰：“然”。佛子彼时乐处禅定，彼王虔意，谓佛子曰：“当为我等消释此，依我所请。”佛子答曰：“我欲于此依大宗师，忏罪修禅，有所疑悔，亦可印证。”王请再三，谓佛子曰：“汝不为我施设方便，其如我国众生，何其复如教门，慈悲利益何？若天兵一临我境，佛子修习之处，亦莫得也。”于是以王固请加诚，又奉法王慈旨，乃为允诺。携王之侄及三十人，自乌斯国南还。直抵大京。进见太宗文皇帝，而佛子引乌斯国王侄代谢其罪，陈说其情，圣心大悦，恩施甚加，允佛子所奏，即住兵赦乌斯王罪，不伐其国。佛子凡有益於佛教，便於人事者，累奏请於上，无不可其所奏。

从这里可以看出，西藏当时是完全归入明朝的版图，完全受明朝的治理。西藏并不是明朝的藩属国，而是直接辖地。明朝当时在西藏敕封过三大法王和五个王。同时明成祖还将一大批西藏僧人封为灌顶大国师、灌顶国师、大国师、国师、禅师等，从而建立了新的较完善的僧人封号制度。明朝对喇嘛教各教派首领的册封，使乌斯藏地区互不统属的各教派及地方势力，均统一于中央，藏族社会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局面，而社会的相对稳定不仅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繁荣，而且也巩固了西南边疆。正如《明朝．列传》所载：“适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俾传相化导，以共尊中国，以故西陲宴然”就清楚地表明在乌斯藏地区所推行的“多封众建”的僧官制度应该是行之有效的。这说明这一做法有力加强了明朝对西藏各教派势力的政治凝聚。王的地位次于法王而高于大国师、国师。这五个王分别是：公元1406年（永乐四年）封帕竹噶举派首领扎巴坚赞为阐化王、公元1407年（永乐五年）封朵甘灵藏（邓柯林葱）僧人著思巴儿监藏为赞善王、公元1407年封朵甘馆觉（今贡觉）僧人斡即南哥巴藏卜为护教王、公元1413年（永乐十一年）封直贡噶举派僧人领真巴儿吉监藏为阐教王、公元1415年（永乐十三年）封萨迦派僧人南渴列思巴为辅教王。上述五个王均领有封地，其承嗣须上报朝廷，由朝廷再次册封。这说明明朝政府当时对于西藏的管理所采取的措施或者是策略与对待内地的管理是有质的区别的。当其其中一个“王”即阐化王扎巴坚赞要“逆旨”，也就是说要闹独立，违背明朝政府的管理规定，明朝就会派遣军队前去行施管理职权。这一事实说明，明朝当时没有派遣军队驻守西藏，并不是意味着明朝政府对西藏缺乏有效管理，而是明朝政府对于西藏的治理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策略，即采取了“多封众建”的措施，以达到对于西藏的有效管理和控制。反之，如果此措施不能凑效的话，就会果断采取军事行动以达到治理西藏的目的。

对于此事件，《安多政教史》也有描述：

佛子三十七岁时，奉圣旨前赴卫地，朝礼喇嘛们都很欣喜。以阐化王为首的地方官员们感激说：“您使我们的地方像乳酪那样凝结，平安无事，恩德无量！”阐化王的评价是恳切的。事实上，明朝的这一策略是成功的，自此之后，西藏就再也没有发生过类此的事件了。

（四）代表明王朝审验活佛转世灵通

明年（1424年）三月，佛子携徒沙迦室哩等二十余人往恭卜国，追访葛哩麻巴上师生处。彼处人民生拗粗犷，途路崎岖，山水险隘。至其疆界，经雪山下过，彼处人言：“欲过此山，除单人马陆续可行。”是夕遂憩山下。有一侍者，名曰桑领，梦诸番童扫雪开道。侍者谓曰：“汝童子众，何由扫雪？”童子答曰：“葛牙答罗山神来迎佛子，先令我辈扫雪净道也。”黎明，发足至雪山下，雇数壮夫引路而行，虽平地，雪约二丈余深。先令壮夫及徒众以足踏实其雪，次令驮马随行。正至雪山中际，雪深迷道，无路而出，徒众怆惶忧恼，无计可施。佛子尔时祝山神云：葛牙答罗，我由奉天子命及佛教故，勤苦不惮千里而来，汝今何不施大神力，为我方便，得路过山，是汝德也。方祝愿已，遥闻响振之声，其山摧拆雪乃迸裂，现出道路，始得徐行。二日之间方过此山。达恭卜国参见葛哩麻巴上师，彼时上师甫及十岁，究知上师既生月余，一僧往逻，视僧便笑，甫及周岁，三生之徒，国师果鸾躬自往视。一见趋怀，话前生事，及佛子正受孤噜约葛观门时，佛子尔时自默念云：“此葛哩麻巴真耶？伪耶？”正犹豫间，葛哩麻巴尔时遂不说，取纸半幅，书写中国“佛”、“法”、“僧”三字，掷与佛子。忆想葛哩麻巴先世曾写是字，知真实是也。又于一日，谓佛子言：“昔日长足法师智光，其安乐否？”又示行像，佛子乃信，实是葛哩麻巴真后身也。

用金瓶掣签的方式来认定藏传佛教最高等的大活佛转世灵童，是清王朝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式设立的制度。而岷州后氏族人保存的《西天佛子源流录》明确记载的这一事实，把朝廷派遣使者前往西藏审验活佛转世灵童之举的时间向前提前了将近368年。它有力地证明了明朝政府对西藏的有效管理和控制，更说明了清朝对于西藏的活佛转世灵童的审验和确认政策是沿袭了明朝对待西藏的管理制度。这一策略和管理制度，从明朝开始，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五）主管全国佛教事务。

自从永乐十七年，被“太宗文皇帝遣使驰驿，诏至大京，擢僧录司右阐教”开始，就主管全国佛教事务，这从“正统壬戌岁（1442年）十二月初二日，为天下僧徒奏请度牒。上亦可其所奏，准度僧徒三万七千余人。”看出其在明王朝的影响力。因为这是明朝佛教的一件大事，皇帝一次批准数量如此巨大的度牒，大大促进了明朝佛教的发展。明朝开国之后，朱元璋严格限制和规范宗教的发展，明确限定寺观和僧人、道士的数量：“凡各府州县寺观，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之。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洪武）二十八年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者黜之。”如果严格执行，当时全国得到度牒的僧人不会超过一万人。永乐、宣德年间，虽然稍稍放宽对于僧人数量的限制，但基本上仍然执行洪武年间的定额。因此，才有《源流录》记载的宣德戊申年广东韶州府六祖南华寺五十六名僧人赴京请给度牒不得，班丹扎释转请太监王瑾求明宣宗开恩之事。正统初年，对内地佛教的限制仍严，壬戌岁这次批准发放超过朱元璋规定数量四倍以上的度牒，与明英宗对班丹扎释的崇信关系极大。当时，僧录司设在班丹扎释驻锡的大隆善寺。这一事件反映出，班丹扎释已经是包括汉传佛教在内的全国佛教领袖了。

在声望接近高峰之时，班丹扎释激流勇退，“正统丙辰，佛子又请还岷，归山寺修习，以祝釐报国。”但是，明英宗不让他离开北京。于是，班丹扎释更加勤苦地修行传法，报答皇帝。

土木堡之役，明英宗被蒙古瓦剌部俘获，景泰皇帝即位，愈加尊崇藏传佛教，班丹扎释地位进一步提升。景泰三年（1452年）十月，“封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为大智法王，赐以诰命。”这是在永乐、宣德年间赐封西藏三大法王之后，第一位被封为法王的僧人。然而，三大法王都是藏传佛教中影响和势力最大的三大宗派的代表，班丹扎释的背后却没有一个特定的宗教派别支撑。他只是以对于明朝皇帝的忠诚、个人勤苦的努力和高深的宗教修养，开创了以个人身份获得法王封号的先例。除了后来在天顺年间被追封为大通法王的汉族高僧智光之外，班丹扎释与景泰七年以后逐渐被滥封的其他藏传佛教法王们存在着显著的不同。

两相比较如上事实，我们就不难发现班丹扎释那么年轻进入西藏，就能够产生那么巨大影响力的个中原因了，同时也清楚了明王朝为什么在那么大的藏传佛教区域，唯独看中了岷州的后氏家族的根源所在。这与其祖上自唐代以来在这一庞大的区域的军事影响力和至明以来其家族富可敌国的经济实力是分不开的。

总括班丹扎释的一生，作为甘肃岷州的一位藏族僧人，没有民族偏见、宗教派别、地方成见，一心只有国家概念，他以自己的忠诚、劳苦和精勤的宗教修行，赢得了明朝太宗、宣宗、英宗、代宗四位皇帝的高度信任和尊崇，获得了明朝佛教最高的身份地位和信众的敬仰，为国家统一、汉藏民族团结和文化交流事业，为明朝的佛教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值得尊敬和纪念。同时也充分说明或者彰显了明王朝当时对于西部治理的一些核心理念。